郑振满：田野调查，探秘莆田

家乡是我的“教科书”

□郑振满

(资料图片)

家在海边的年少记忆

跨越时空的永恒牵挂

我的家乡是仙游枫亭镇。这里是湄洲湾的湾底，有两条河流入海，形成小海港，古称“连江里”。

小时候的记忆，家乡就在海边，我们经常在海滩捉鱼、摸虾、挖蛤蜊。涨潮的时候，有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运来各种各样的海产品。这些渔船有不少是“连家船”，渔民的家人就住在船上。我很喜欢到船上玩，因为他们会请我吃新鲜的鱼虾和螃蟹。村里的老人说，当时有渔民想收养我，我差点就成了“曲蹄人”。

我父亲早逝，留下的唯一照片是他作为码头工会会员的证件照。我后来知道，他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当码头的搬运工，同时也是贩卖咸鱼的肩挑小贩。其实，我们家原来是开鱼行的，主要经营当地很有名的“泰兴号”，做沿海岛屿和台湾的生意。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海上不宁，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破产了，只能以搬运和贩卖鱼货为生。

在青少年时代，我参与了码头的一些“进出口”业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仙游山区或枫亭市场收购柴草，运回码头，转卖给来自各地的渔船。当时没有煤气，也很少烧煤，渔船必须定期到岸上采购柴草，这就给湄洲湾沿岸的小码头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不过，随着当代生活方式的转型，渔民已经不再需要采购柴草，而沿海的路桥建设也阻塞了航道，家乡的小码头日益荒废了，如今的年轻人已经难以想象当年的繁华景象。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枫亭镇建了新城，塔斗山变成公园，家门口就是开发区、动车站、高速路口，家乡已经快速城镇化了。然而，我心目中的家乡，依旧承载了乡土文化传统。前些年，枫亭文化研究会的老友约我谈“何处是家园”，我当时的主要话题是“牵挂”。对于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人来说，不管到了哪里，总是牵挂家乡的山和水、人和事；而留在家乡的人们，同样牵挂在外的游子，关注他们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这种超越时空、无关功利的牵挂，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是很少见的。因此，“乡愁”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

国际合作的田野调查

乡村庙宇的中外交流

我读的小学是麟山中心小学，只读到四年级就“停课闹革命”了，所以我连“初小”都没毕业。然而，在我的早年治学之路上，麟山小学却是启蒙之地，触发了我的许多学术灵感。

麟山小学的原址是麟山宫，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麟山宫的正殿是学校办公厅，东西侧殿是教师宿舍，又在宫前西侧新建了两层的教学楼。“文革”期间，宫内的神像毁坏殆尽，但大殿两侧的巨型壁画却得以幸存。这些壁画是仙游著名画家林肇祺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仅如此，麟山宫还保存了莆田著名书法家张琴撰写的牌匾、惠安著名石雕艺人王成制作的龙柱、石狮等工艺品，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陪美国学者丁荷生（Kenneth Dean）到莆田考察，他提出要参观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我带他到麟山宫转了一圈，在宫外水沟边意外发现了几块残缺的石碑。这些残碑保存了晚清建庙时的捐款簿，其中有我的祖先“郑泰兴”的捐款记录。因此，我们对这些石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线索开展田野调查，发现了当地历史上的一系列隐秘事件。

麟山宫的前身是保和堂，原来是清道光年间为了应对“乌白旗”械斗而形成的民间社团。保和堂形成之初，包括周边地区的六个村落，曾经与附近的大姓连年械斗，最后经过调解，划定了各自的地界。此后，陆续有不少村落加入了保和堂，最终形成了声名显赫的“三十六村”集团。我们后来发现，这种经过械斗形成的地域性组织，在晚清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反映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

保和堂形成数十年之后，创建了麟山宫。现存的建庙碑记是清宣统元年刻立的，记录的捐款簿应是形成于清光绪年间。麟山宫奉祀的主神是杨公太师，即北宋杨家将中的杨五郎，象征保家卫国的武神。每年元宵节前后，麟山宫的杨公太师都要到所属各村巡游，其意义在于守护边界。巡游仪式中的“皂隶舞”，模仿古代官员的出巡仪式，耀武扬威，惟妙惟肖，现已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

从保和堂到麟山宫，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的“仪式化”。因此，通过追寻麟山宫的历史渊源，可以揭示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以此为契机，我们在麟山宫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探讨“从民俗研究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传承千载的枫亭灯会

历久弥新的乡土文化

枫亭镇的元宵灯会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是莆田市的文化名片之一。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一些朋友到枫亭看元宵，探讨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文化部主持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曾委托我们拍摄枫亭镇元宵节实况，并收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由于疫情的干扰，该计划一度搁置，至今尚未完成。

从现存历史文献看，枫亭的元宵灯会始自于宋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北宋蔡绦诗云：“香涌太平巷，灯耀青螺峰。”蔡绦为蔡京的次子，而太平巷、青螺峰皆为枫亭的老地名，此诗显然就是描绘故乡枫亭的元宵灯会盛况。据考证，蔡襄在担任福州知府期间，曾经模仿京城开封举办元宵灯节，此后遂推广于故乡莆田、仙游各地。北宋末年，蔡京之子蔡攸携京城色乐彩灯回故乡，使枫亭灯会融入了宫廷灯艺的精华，形成了宫廷文化与民间工艺有机组合的独特风格。

枫亭历史上的元宵灯会，承载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传统。明天顺年间，枫亭陈迁、薛大丰、林兰友、徐稚佳四人相继登第，同朝为官，号称“一溪四八皂”。据说，当时四大家族议定，每年依次举办元宵灯会，此例一直沿袭至今。从农历正月十三至十七日，枫亭镇政府周边的霞桥灵慈庙“三薛（指霞桥社区薛姓、学士社区后垅居民小组薛姓、九社村新加庭村民小组薛姓）”、霞街社区明山宫（除了北门居民小组）、兰友社区三妈宫（龙应宫）、学士社区龙兴宫、霞街社区北门居民小组龙珠宫，依次轮流游灯。

枫亭游灯的主要特色是造型各异的彩灯，有蜈蚣灯、松树灯、宝伞灯、水族灯、莲花灯、花篮灯、蝴蝶灯、鸽子灯、蜻蜓灯、凤凰灯、菜头灯等不同形式，千奇百态，异彩纷呈。在游灯队伍中，还有百戏、车鼓队、十音八乐队、女子腰鼓队等穿插其间，融入了戏剧、杂技和灯艺技巧。在游灯之后，通常还要举办游神仪式，其中既有古朴典雅的棕轿舞、皂隶舞、神童舞等宗教仪式表演，又有生动活泼的舞龙舞狮等民间文艺表演，可以说是娱神与娱人合而为一。

除了上述的“五宫”元宵游灯，在枫亭镇政府周边的乡村聚落，每年元宵节同样要举办游灯和游神仪式，但却与“五宫”的元宵灯会大异其趣。枫亭乡村游灯的灯具较为简朴，通常是每户出一灯架，每架共十盏灯，俗称“板凳灯”。游灯队伍按“房头”或“角头”组成“灯龙”，从入夜时分开始，先到村庙集合，然后绕行聚落的边界。在较大的聚落中，可以组成数十条“灯龙”，绵延数公里，沿途燃放烟花、爆竹，场面极为壮观。游灯之后，通常也要举办游神仪式，抬着神轿巡游全村，到每一角落和古厝行傩驱邪。

枫亭乡村的游灯和游神仪式，可能源自明代的“乡社祈年”习俗。弘治《兴化府志》记载，每年正月上元节，“各社会首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这就是说，当时莆田的乡村聚落都有各自的“社主”，每年都要在“乡社”举办上元祈福仪式，然后抬神像绕境巡游，全村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乡社祈年”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绕境巡游需要“张灯照路”，可能是在夜间举行的。后来逐渐分化为晚上游灯，白天游神，但仪式的基本结构仍是相似的。

莆田的元宵灯会有明显的城乡之别，城镇游灯以装扮故事为主，而乡村游灯则是以展示人丁为主。如何解释二者的历史文化内涵，无疑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

发人深思的礼仪秩序

我长期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尤其关注闽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的文化传承。在治学过程中，我注重“回到历史现场”，以田野作为“思想的实验室”。家乡是我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自然也是我最为理想的实验室。我的许多学术灵感来自于家乡，也曾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家乡的论著。然而，我对家乡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仍是一知半解，至今还是离不开这部“教科书”。

2015年5月，我的老母亲与世长辞，我和兄、姐一起回乡操办丧礼，接受了乡土文化传统的再教育。丧礼期间，几乎所有的族人、亲戚、邻居、朋友都是第一时间到场。他们主动承担了仪式过程的各种事务，包括采购仪式用品、聘请仪式专家、安排仪式环节，乃至日常饮食、答谢酒席等，一切都是有条不紊，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操心。我对此深感意外，反复请教他们如何安排，而他们的答复却很简单，认为这种事历来都有惯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需要临时协商和安排。

在乡土社会中，每一种礼仪都隐含了社会秩序。我们必须亲身参与礼仪生活，才有可能深入了解社会秩序。家乡作为“教科书”，其意义就在于此。

2023年6月8日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

（视频节选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纪录片《木兰溪》）

记者聚焦

国际化的“地瓜腔”学者

○全媒体记者李俊华

“这几天在武汉大学讲座，而后去福州永泰田野调查几天，然后参加研究生答辩……”郑振满教授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在微信中回复记者约稿，“争取6月5日晚上交稿”。6月5日晚上近12时，记者收到郑振满为莆田建市40周年而作的文章。6月8日凌晨1时许，他又发来自己修改后的第二稿，并诚恳地说请报社编辑给予指正，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治学之严谨和谦虚。

扎根田野的历史学教授——郑振满

郑振满系仙游枫亭人，1955年9月出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自1984年以来，他始终坚持在高等教育第一线，倡导“注重实践的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在田野实践教学中增强文化自信，创建民间历史文献学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开展数字人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史学界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在乡野里，看见鲜活的历史。他被称为扎根田野的历史学教授，2021年荣膺“福建省第六届杰出人民教师”称号。

郑振满带领学术团队在莆田开展田野调查

“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郑振满善于利用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引导学生理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行机制。他认为，田野调查是人文学者的“思想实验室”。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无法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但却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在现实情境中反思已有的知识，达到求真和求实的目的。

郑振满有浓厚的家乡情怀。他常常回到枫亭，这里也触发他的许多学术灵感。枫亭的元宵游灯民俗活动享誉海内外，他频繁地带领海内外学术团队和学生来到枫亭，“回到历史现场”，观摩研究游灯仪式和神庙祭典，探讨交流民俗文化的传承机制。通过言传身教，他培养了许多以学术传承为己任的年轻学者。

郑振满与美国学者丁荷生教授引导学生通过田野调查达到求真和求实的目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郑振满与美国学者丁荷生教授合作，带领学术团队，长期从事福建历史上宗教碑铭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同时在莆田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郑振满研究的是最中国、最本土的历史文化，影响却是国际的，他与合作者编纂出版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郑振满喜欢家乡菜，至今乡音未改，一口“地瓜腔”。他常年在田野调查，一身斗笠、夹克衫、运动鞋打扮，嗮得黑，看不出来是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有一次骑摩托车去乡下调查，不小心摔了，去医院包扎，医护人员以为他是“摩的司机”。

“莆田是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也是妈祖的故乡，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像海洋一样对外开放、包容，莆田人是与时俱进，很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郑振满希望莆田发展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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