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但丁就提出必须分开政治与宗教、天堂与人间。然而《神曲》作者的话无人听进去。日后的欧洲接连不断地遭遇血腥杀戮，或以宗教之名，或以政治之名，或二者兼有。

时近1800年，耶拿的德国浪漫派重新回到但丁。但是他们宣称，重获平衡的方法，是融公民与教士于一身，进而服务于一种新的宗教，即诗歌。今天的我们就是这种不幸融合的继承人。

《我们都是德国浪漫派》一书是对欧洲思想史的一种独特构想，即从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从但丁到德国浪漫派的欧洲思想、政治和诗歌，而这种思考对我们理解当下欧洲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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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命运的“中途”

在德国浪漫派构造的诸神谱系中，有莎士比亚、歌德，更有但丁和他的《神曲》。这是法国作家雅克·达拉斯在思想史随笔《我们都是德国浪漫派》中对浪漫主义发展史重构时一个重心的偏移。在可视为“导言”的“半路出发”一章中，他直陈自己的意图是“按照但丁规定的计划重拾欧洲和欧洲传统，也就是说，从半路出发”。并且强调说“我们从来只能半路出发；经过无数罪恶，我们务必明白无误地说出这一谦卑”。“半路出发”这一独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自然获启发于但丁，《神曲·地狱》开篇一句即“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这个中途，显然不只是生命过半如此简单。开端即中途，这大概是浪漫主义命运的一个隐喻，这一隐喻的另一面是中途即开端。怎么理解这种作为命运的中途，大概是理解这部另类思想史的一个切入点。

在全书路程行将走完之际，作者写道：“但丁从半路出发。我们知道，前半程的路，他是在政治中完成的。诗歌于他只是在行动之后才开始。那是一种饱含着智慧、积聚着怨恨的诗。然而半路出发，前途已明。但丁是结尾和结局的诗人。”如果我们把这放在中世纪的语境中，政治的行动是与宗教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就能明了，这里的“中途”还意味着以诗的智慧对政治与宗教之争进行的思考。这也暗示了诗不是从无开始的，诗的出发总是已经在路上了。这其实挑战着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的某种偏见，即浪漫主义激进地指向未来，而无视过往。这特别表现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对峙中。这两者背后是对世界图景的不同想象：古典世界是一个“太平世界”，一切都有秩序可言，而浪漫主义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浪漫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有太多断裂和矛盾的世界：天主教和新教、帝国与基督教、政治与宗教、肉体与精神、科学（哲学）与宗教……这些二元项目之间并无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可以且实际上混乱的交织、结合，编织出一幅斑驳的图景，以至于著名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甚至断言，没有“一个”浪漫主义，而是有着“诸种”浪漫主义。

隐秘的线索是对统一性的追求

达拉斯把浪漫主义的根源和宗教改革联系起来，由于新教兴起带来的宗教改革，将一种原本是异教与基督教的战争引入了基督教内部。这带来了各种乍看之下相互矛盾的观念遗产：个体自由观念、民族主义、物质主义、唯灵论等。我们至今还在这遗产的巨大阴影之下。浪漫主义者钟爱的撒旦、浮士德就是上述分裂的象征，而德国浪漫派就是在“思考分裂与重新统一”。达拉斯相信，这一努力在但丁处已经开始了，虽然彼时新教尚未出现，但新教中个体与上帝直接对话的观念已经隐含在《神曲》之中。他还从地缘、历史、观念联系上，描写了但丁与德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但丁的是德国浪漫派，并非偶然。但丁启发了德国浪漫派，而德国浪漫派重新发现了但丁，隐秘的线索就是对统一性的追求。

所以，中途不仅意味着反思的一个位置，也意味着“中道”和统一，但丁就是这种爱与理性（知识）统一的象征。不过我们要注意，这种中道或统一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矛盾下的动态平衡，“诗人若不敢冒政治与宗教之间张力的危险，他的作品就可能变得非常平庸”。可以说，诗的想象力可以摆脱政治和宗教的重力，不是加入它们，也不是简单的抗议，而是站在其面前，这种自由成为另一种独立的力量。就此而言，诗歌召唤一种个体自由基础上的文学共同体。

所以，但丁的中途，既是开端，也是结尾。以之来思考整本书的逻辑框架，我们可以说，是时候了，我们该重思浪漫主义的遗产，并一步步揭示其中隐含的危机：对于形式的追求，掩盖了诗歌中对政治与宗教之争的反思，导致一种暴力与专制。这种浪漫主义的危机凝结在“浮士德”这一形象之上，它导源于新教革命。为此，我们要重返但丁，理解这个“城邦里的诗人”对“无限的宗教”“个体的上升”“自由的波动”之思考，并以之审视浪漫主义的撕裂与拯救的可能策略。但丁既是我们的开端，也是我们可能寻到出路的导师。

许多条线索编织而成的“麻绳”

和理解标准化的哲学不同，文学化的思想史随笔留给我们更多诠释空间。他不仅不禁止我们如此去想，而且还暗示我们去做更多的联想。虽然我在上文勾勒了一个线索，但实际上这本书是一条麻绳，是许多条线索编织而成的。我们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去丰富对此书中“中途”观念的理解。从更长时段的思想史看，但丁所处年代是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的中途，但丁不是从无开始的，他的《神曲》是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诗学图示”，而他的“导师”（之一）是作为帝国象征的“维吉尔”。这是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

从诗歌史看，浪漫主义有一条暗线，以但丁为原点，经由德国浪漫派，而抵达19世纪后半叶的惠特曼，再到20世纪上半叶的艾略特、庞德。这条诗歌史线索背后，隐含着天主教和新教之争，也隐含着政治与诗歌之争。德国浪漫派构成了这条线索的中途。它既是对问题解决的努力，也是问题本身（达拉斯将之称为“德国之谜”）。从这个角度看，早期德国浪漫派其实是以极端的方式做着但丁当年更从容乐观去做的事。但我以为这种极端是处境使然，毕竟浪漫派在古今之争的语境中，已经预感到一个失去上帝之后不稳定的世界了。一种但丁式的单纯、自然的乐观主义已经不可能。艾略特回归天主教和庞德对墨索里尼的轻信，某种程度上都是面对不确定世界时，茫然不知所措下的“幼稚”之举。前者可以看作对施莱格尔皈依天主教的戏仿，而后者对政治的介入则是但丁在佛罗伦萨政治斗争中处境的荒诞再现。

艰难跋涉

达拉斯还提示我们注意浪漫主义喜欢的书写体例“断片”，以及他们所提倡的态度“反讽”（或译为讽刺），作为面对无限或真理时候的一种方式，断片不是对真理完整的把握，而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反讽所揭示出来的人之处境的悖论性也揭示出一种未完成状态。

未完成即永远在路上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表现在达拉斯这部书的双重结构上，一方面是地理上的跋涉，作者以半游记的方式，带我们深入德国浪漫派诞生的核心地带“图林根”，这一身体的旅行，也是一场思想的旅行。直到最后，作者还在提示我们“重拾高山徒步的兴趣”。在我看来，这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垮掉一代”他们对于“在路上”的痴迷。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两者的区别，达拉斯始终相信一种向上的力量，“他们从来都不惮于为了永远等待光明的我们冒任何险”。这是但丁具有而为后来的浪漫派普遍遗忘的东西。而且作者提示我们，这一旅程是艰难的跋涉，而非像作者的同胞诗人索莱尔斯表现的那样，“轻松达到文学顶峰的快乐让他能够避开大写历史带来的裂解和剪切”，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从此书的结构上看，全书共八章，第四、五两章直接书写但丁的章节，恰好处在中间位置，即中途，我想这也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如此，等等。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去理解作者展开的“半路出发”的观念。

在我们的语境中，浪漫主义是和风花雪月联系在一起的，是回归自然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完全无关政治的纯粹空间。20世纪的历史似乎在告诉我们，与政治走得太近，败坏了诗。但是，浪漫主义复杂交错的线索提醒我们，要理解一个时代，单纯以现代高度分化的学科视角去审视，往往力有不逮。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可以忽视康德和谢林吗？当然，还有工业革命的影响。而我们又怎么能忽视黑格尔和尼采背后的浪漫主义痕迹？而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又怎能无视法国大革命？所以，诗歌真的可以无关政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