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教,大率以道德为本,以清静为尚,以无为为教,以修炼为宗。有人于此,道德积于躬,真风畅乎内外。”南宋和蒙古并峙的1254年,全真教女冠郭守微在南王村(今属山西省洪洞县)玄元观中立碑,记录建观始末,以及赞助人周献臣事迹。

周家世代业儒,周献臣本亦为醉心科举的儒生,蒙古大军入中原后,他成了武将,因军功被封为“汉人世侯”(享“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之权,且世袭罔替)。据碑文载:“乙亥(1215年)兵势南向,周侯帅师过而异之,因持疏恳请,至于再三。”令人好奇,周献臣位高权重,为何对一名女道士如此客气?


(资料图)

类似细节,读者常一翻而过,《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王锦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却以此事开篇,层层递进,钩沉出中古到近世间,中国北方基层社会发生的惊天巨变。

乡村治理中的儒生群体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建制性组织,如保甲、乡里等;一是非建制性组织,如宗族。二者均有儒家色彩。

北宋时,儒生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家乡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组织村民,订立“蓝田公约”,或为最早的成文乡约,但口头乡约的源头更早,可能周代已有。学者周丹丹在《儒学与基层社会共同体》一文中钩沉,即使在佛教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内核仍来自儒家。

这种基层共同体的特点是,生活在乡村的士大夫们(包括退休官员、举子、教书先生、学生等)发挥着骨干作用:一方面,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引导舆论、鼓励生产等;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监督权,可约束权力滥用、保障基层权益等。

该共同体的再生产主要依靠科举制度。通过定期考试,皇权给部分儒生官位,鼓励更多人习儒,致各类学校、分级考试制度应运而生,儒生群体得以扩大。王朝这么做的好处是,获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增强、降低统治成本,基层儒生有义务要求村民足额缴纳“皇粮国税”,且承担公益、治安、灾难救助等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

这一玩法到金朝遭遇困难。

金朝善学习,攫取中原后,很快便模仿北宋建起科举制度,为此宁可滥杀皇族。金初本是勃极烈(清代译为贝勒,掌实权的亲贵)制度,遇事聚商,各勃极烈之权与皇权较平等——金朝第二代皇帝吴乞买曾被重臣们拉下御座,打了20大板。

有了科举制度,金帝始能集权。但金人对汉人始终不放心,汉人只可当文官,不可参与军事,议事不谐,虽位至丞相,亦会被当众打板子。金朝直到灭亡前,仍坚持“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汉人丞相不得参与机密的军事谋划)。儒生得不到信任,可他们又主导着基层社会,管理一松动,财税遂艰难,导致金朝速亡。

成吉思汗重用僧道治理基层

元朝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解构原乡村共同体,以僧道为核心,重建新共同体。

元朝只进行过16次科举,金代则有43次,辽代达56次。元朝次数少,成功者也少(总共1200多人中举,占官员比例仅4.3%)。元朝更信任善做生意、重视方法论的色目人;此外是“大根脚”,即蒙古、色目的豪门之子,先任怯薛宿卫(皇帝的亲兵),表现好的会被外派当官。70%以上的高官出此二途。

儒生失去向上空间,且失基层特权。元朝将他们归入“儒户”,与佛教徒、道教徒、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答失蛮(信奉清真)及阴阳先生、术士、萨满教土等相当,仅免徭役。因不善治生,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

在基层共同体中,取缔了儒生的中心地位后,元朝一度用全真教补充。所以,成吉思汗让刘仲禄悬虎头金牌,以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请丘处机,表示“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全真教受重视,因纪律严明,早期教徒必须先学会行乞自养,以此养成低调、廉洁、谦卑、与人为善的习惯。且全真教强调“以儒补道”,不卖弄法术、丹药,得到儒生们的认同。当时金宣宗、宋宁宗都曾派人去请丘处机,但丘处机最终选择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大方地让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可自制度牒、自建道观等。

以此为契机,全真教在北方乡村广建道观,甚至直接抢占佛寺、学校、宗社等。丘处机向大量被蒙古兵虏获的平民发放度牒,恢复他们的自由。在当时,道观的土地免税,人们纷纷将私田挂名到全真教基层道观名下,使其拥有了更强的财务能力。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连周献臣这样有军功、有爵位、有文化修养的“世侯”,也要去巴结全真教。全真教不仅提供了与更高层建立联系的机会,还能稳定地方、保障生产,且在征粮征税上,也发挥了作用。

“南人重宗族,北人重家庭”

全真教过快扩张,引起忽必烈警惕,在他的“潜邸旧侣”中,海云印简、可庵智朗、刘秉忠、张易等都是佛教徒。忽必烈上位后,推重佛教、藏传佛教萨迦派、太一教等,予以制衡。这些教派则利用水利系统形成的新组织,向基层社会渗透。于是,元代北方几乎村村有寺观,各种宗教节日的庆典、干旱和水灾时祭拜、庙会与庙市……楔入日常生活,教育、祭祀、庆典、救助、丧葬、民间贷款等本由宗族提供的社会功能,已基本被替代。

在替代中,形成北方社会的一大特色,即女性有了参与社会的更多空间。在南方,许多女性为守贞,在蒙古大军入侵时自杀,北方女性则可加入佛道组织。郭守微就是女性,她的师傅是男性,她的供养人周献臣也是男性,却不会影响她的社会评价。郭守微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在山西,有的女冠收入高,甚至承担了养家义务,并自豪地将这些写入碑文中。

明代建立后,朱元璋试图在基层社会恢复儒生的中心地位。他下令每县只许一庙一观,其余毁弃,禁收儿童为僧尼,20岁以上愿出家的女性须父母同意、当地官员批准,且三年一考,不合格者还俗。

过去多以为,朱元璋此举是为增加劳动力。其实他有更深考虑,即改变元朝的多中心管理模式,重回“大一统”式的金字塔式结构。所以他认为“元以宽失天下”,元朝几无文字狱,明朝则触目惊心,其中洪武朝最烈。

不过,朱元璋的命令在基层未被严格执行。至少在当时北方,一县多寺观不罕见,原有的基层社会共同体仍在运行,积成“南人重宗族,北人重家庭”之风。

写史最忌以当下为古

当然,按著名学者贺雪峰的分类方式,中国农村可分为小亲族社会(以小家庭为中心,主要在华北、两湖等地)、宗族社会(主要在江浙、广东、福建等地)和原子态社会(以个人为中心,主要在东北、华中部分地区)。

笼统地说,直到今天,南人也常不理解,为何北人对妻儿过度亲昵?北人也常不理解,为何南人重血脉、姓氏和家族?客观地看,二者都是传统的一部分,都充满光彩,拼在一起,才能更深入地、更整体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厚重与丰富。

本书作者犹如侦探,从极少材料,钩沉出历史演化的脉络,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带来的看历史的新视野。历史不只是大人物、重大事件的历史,也是无数曾经活过的人们共同塑造的产物,是各种愿望、误解、想象、迷惑、算计、爱恨、追寻的集合体。

作为后人,最忌以当下为古,以为古人会像今人那样取舍。因为这将使我们迷路于纷繁的记载中,以为获得了“前人的智慧”,其实只是把自己的误会进一步深化而已,从而彻底丧失了突破刻板印象的能力。由此看本书,则不仅回答了历史变迁的大关节,更有祛魅、解惑、醒脑之功。

写史书难,写让人越看越聪明的史书尤难。想了解后者该怎么写的人,这本书便提供了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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