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大创伤造成西班牙人口向城市流动，乡村逐渐空心化。于是，便有了这样两个西班牙：一个是城市化、欧洲化的西班牙；一个是内陆的、荒芜的西班牙，也即西班牙无人村。西班牙无人村里只居住着极少数的西班牙人，却活在数百万西班牙人的思想和记忆里。
电影导演将这里搬上银幕；政客们在竞选时赶来，却在执政后将这里遗忘；城里人希望在这里找到简单纯粹的生活；大城市的阴影之下，这里的人也高声呼喊，宣告自己的存在。
西班牙作家、记者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的《断裂的乡村：走过不曾如此空心的西班牙》（以下简称《断裂的乡村》），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从历史、文化的建构中，呈现乡村的面貌，描写它是怎样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摇摆，由此渐渐失去它真正的面目。更有意义的是，当初离开乡村的那代人的后代，跳出长久以来对乡村的偏见，在城市创造出一种新的认同，并且通过叙述方式的转变，重新发现并重建一种对传统文化、对乡村的认知。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理解乡村“空心化”
需要反思现代文明
对任何一个经历急速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乡村的“空心化”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农村凋敝在很多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到2040年很可能将有近半数的市町村消失，但论严重程度，恐怕仍然比不上西班牙：在数以千计的村庄消失后，首都马德里周围形成一块荒芜、广阔的地域，方圆300公里之内再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市，仿佛一大片虚空围绕着一个黑洞运行。这已经不仅仅是“人口危机”或“乡村衰败”了，还涉及文明、传统以及社会存续的根本。
如果这仅仅是西班牙的问题，那倒也罢了，但更深入一层就会发现，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在欧洲各大语言中，“文明”一词几乎都源于拉丁语civitas（“城市”），也就是说，“文明”本身就被视为城市的产物，而“农村不是文明的一部分”，甚至被认为是文明的反面——野蛮。实际上，英语里的“乡村”（country）一词的词源本义是指“对面、相对”，可见那是从城里人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景象。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过：“乡村世界本质上不同于城市世界，尤其它很早已经处在城市世界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对乡村的汲取、主宰和引导始终伴随着欧洲的历史进程。
在这方面，西班牙体现得尤为典型。虽然一部分西班牙人总是乐于强调西班牙“和欧洲不一样”，但至少在城乡关系上，如果说它有什么独特性，那可能就是抱有一种更为矛盾纠结的心态。西班牙历史上缺乏制衡的王权强化了对乡村的汲取，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城市中心，像马德里这样一个人为造就的首都，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驱使，原本是不可能自然生长为一个大都市的。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加上这种人为干预下单向的流动，势必加剧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
“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
乡下人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两个西班牙”早就出现了，它们之间彼此难以理解，更无法和解。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曾说，英国的穷人和富人仿佛是“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他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他所说的这种断层线，出现在社会阶级之间，但为什么在西班牙体现为一种空间上的隔绝与排斥？
除了城市中心对乡村历来的主宰更为强大之外，这或许不能不归结到一点：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西班牙的现代化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就像看似进步的宗教改革也会激起反宗教改革一样，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引发复杂的社会反应，何况是现代化这样冲击所有人的社会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和乡村都自然而然具有了双重面貌：城市既是进步的灯塔，又是汇聚了外来事物的物欲横流之地，是堕落的索多玛；乡村则既是愚昧落后的不开化之地，但又因为保留着更多传统而被视为“真正的西班牙”——现代化本身就催生了一种对文明自身的厌倦与不满，乡村被渲染为一个远离尘嚣的桃花源，似乎只有那种简单、纯粹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生活。
这看似是在肯定乡村，但实际上仍然取决于城里人的视角，“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乡下人从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
数百万人离乡的“大伤痛”
因而，有时令人费解的是，同一群人竟然可以同时拥抱两种矛盾的乡村形象：在西班牙内战时，就有右翼坚称乡村无产阶级是蛮族精神的延续，而那种哥特式的西班牙精神则存留于君主主义的、贵族的、宗教的和军人的价值观之中；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右翼民族主义者从来不喜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复杂性和任何整齐划一的设想都不相容，他们所珍视的那种“传统”，事实上也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带更为盛行。
从这一意义上说，西班牙内战中的结果，代表着乡村对城市、传统对现代的胜利，是一种“反动的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农民群体，如今被推举为国家最坚定的支柱，佛朗哥承诺要恢复他们的尊严，并以传统价值观来净化鱼龙混杂、腐化堕落的城市。然而，令人惊愕的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疾风暴雨般的城市化进程，在1955—1975年间，西班牙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多，而很多农村则在人口外流后彻底荒芜，当所有人都醉心于融入欧洲、发家致富时，乡民们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
肯定会有人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在短短数十年间，西班牙从一个迟迟才走出中世纪的国度，跻身于真正的现代国家之列：全国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而这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马德里在1955年还是个很土气的城市，到1975年已经高楼大厦林立，富有现代气息。的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只是事到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所带来的“大伤痛”，人们不仅与自己的根斩断了联系，剩下的村镇也大抵只有老人居住，既没有任何经济活动，也缺乏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其结果，西班牙成了一个结构性失衡的国家。
人们抛弃了乡村
但乡村还在他们身体里
其他欧洲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当然也会出现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但都没有像西班牙这么严重。在发达的西欧各国，城乡差距很小，村庄风貌和分布呈现明显的连续性，而在西班牙，驶出马德里不远，就好像突然进入了荒漠，习惯了这种明显断层的西班牙人，看到西欧相当普遍的农贸集市、发现那些村庄里竟然有年轻人居住，都会感到是不可思议的异域风情。这不仅仅是一种景观上的差异，也是迥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在城市里长大的西班牙年轻人，更容易对祖辈的乡土抱有一种更矛盾的态度，摇摆于抗拒抵触和怀旧向往之间。
西班牙的困境，实际上是所有后发国家都会面对的：一个不久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还依靠传统乡土生活方式为生的社会，在跌跌撞撞奔向明天的路途中，试图彻底与过去决裂，但它的内心并没有获得安宁。过往并不会就此被埋葬，何况也并非一无是处。当人们在令人眩晕的成功中缓过神来，他们迟早会低下头来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乡土。
毫无疑问，对任何人来说，无根的生活尽管不失为自由，但失重的感觉并不好受——他们就像一株株植物，被从土地里连根拔起，但仍然留有那种根脉断裂带来的幻肢痛。要真正转变为城市型社会，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在这一历程完成之前，无数人注定要承受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带来的撕裂感，就像本书中所说的，“人们抛弃了乡村，但乡村还在他们身体里，还在他们子女、孙辈们的心中”。
只有城市化进程已趋完成
人们才会反思现代城市文明
这种“空心”状态乍看呈现为人口的地理分布，但深入来看其实是一种民族性的灵魂缺失。人们离弃了故土，再也不想多看一眼那个地方，但这种决绝恰恰表明他们并未真正摆脱故土。长久以来，对于那些乡村究竟是什么样，有着种种说法乃至神话，并且总是两极化，仿佛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它之所以缺乏一个真实的描绘，是因为总是屈从于别人的讲述。简而言之，乡村是一个有用的他者，那“可能是一个需要战胜的敌人，一个需要驯服的恶魔，或是一个等待被救赎的悲惨之人，无论是什么，他们总是一个需要被外界干预的存在”。有时候，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拯救乡村，而另一些时候，又似乎只有乡村才能为堕落的城市提供救赎。
单独看城市或乡村恐怕都是不完整的，《断裂的乡村》里说得很清楚：“两个西班牙之间的沟通长久以来举步维艰，至今依然如此。它们于对方来说似乎是不同的国家。然而，没有西班牙无人村，就无法理解另一个城市西班牙。它的魅影存在于城市西班牙的每个家庭。”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人物常常被一分为二，这两个分裂的人物如果割裂开来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将之重新合二为一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也是如此：看起来善恶迥异的两半，只有整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耐人寻味的是，怀旧和回顾往往是为了召唤一个全新的未来，这种“弥合精神分裂”的声音能出现并引发轰动，恰恰表明城市化进程已趋于完成，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反思现代城市文明。这种反思精神本身，正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人们有能力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但这首先要基于我们对自身全面的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