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6日，著名藏书家、散文家、编辑姜德明先生在京去世，享年94岁。
姜德明1929年生于天津，1951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1986年后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工作。
(资料图片)
姜德明先生一生爱书，写了许多书话，记下许多书人书事。
今特编发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2015年作《无名书斋：姜德明先生的藏书境界》一文，希冀更多人了解姜先生的书家生活，以寄哀思。
从听闻他的大名到第一次见面，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当今的藏书界（如果藏书能算一个界的话），基本上是按照时代和品种分为不同的藏书门类。
故而所谓的藏书圈子，似乎古书是一个圈子，其次是旧平装和期刊的圈子（后面这个圈子包括了新文学版本），再有就是新书圈。新书圈包括专门买某一位作家或数位作家的文集或著作的，也有人专藏作者的签名本。还有一个圈子称之为红色收藏，另外还有连环画小人书圈。总之林林总总也分出了不少的疆域。
如果按照这个来划分，姜先生应该算是旧平装派（当然这不是我在贴标签，是书圈内人聊起姜先生来大多的认为）。旧平装派或者叫新文学派，几十年来搞这方面收藏最有名的是唐弢先生。唐先生已归道山，业内就公认姜先生是当今这方面藏书执牛耳者。
约在三十年前，我就拜读过姜德明先生的著作，可惜无由拜识。
后来认识了谢其章兄，通过谢兄又认识了他的一帮死党，比如赵国忠先生、赵龙江先生、柯卫东先生等等。这些书友爱好趋同，全都收集新文学版本旧平装或者期刊。谈起藏书圈，可以说他们都唯姜先生马首是瞻，由此我知道了姜先生在书友心中地位之高。
那个时候，这些书友们所写的关于新文学版本方面的书，都想办法请姜先生给自己的书写一篇序言。将书送人的时候，必重点指明这是姜先生给自己写的序。大家竞相以此为标榜。
我对新文学版本完全外行——属于七窍通了六窍型。虽然对姜先生很是崇拜，可惜无由识荆。然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焉。
从听闻他的大名到第一次见面，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华宝斋想出版《新文学版本二十珍》。华宝斋出版的负责人张金鸿先生找到薛冰和王稼句先生，请他们想办法凑齐这些珍贵版本。二人认为要想找到这样的书，并且品相还要好者，只能请姜先生拿出自己的珍藏。于是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我也记不清当初是他们二位中的哪一位约我同往，我早已有见姜先生的欲望，今日有这么个由头，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在人民日报社大门口与三人见面，共同来到了姜先生的府上。
第一次见姜先生就完全没有陌生感，在一起说话就觉得是相识多年的忘年交，丝毫不觉得拘束。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知道我，我也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就直接聊起了跟书有关的闲话。总之跟他有一种莫名的一见如故的熟悉感。他打开书橱拿出一些书跟张金鸿等三人商量细谈时，会转身让我从另一个柜子中拿出第几排第几本书，那种随意感让我颇感亲切。
他们谈话的重点是哪些书应当入选，哪些书怎么处理。我对这个外行，基本上插不上话，只好自己打开柜子拿出一些书随手翻阅。余外的时间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黑白照片，里面是姜先生和他夫人的合影照。年轻时候的他，绝对称得上俊男。
那天的观看，我印象中打开的都是底下的书橱。
姜先生家三室一厅的房子几乎全部变成了书房。他家的书橱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制式，分为上中下三截。这种书橱中间是主体，里面插满了书；底下是带门的书橱，书架的顶上也是书橱，从格局看，有点像书橱的顶上放着的顶箱柜。中间主体部分，因为有玻璃门，里面的书基本能够一览无余。而上下部分的门则是木门，需要找哪些书必须逐个打开。也许下面的部分是姜先生所常用者，总之那天上面的橱一个也没有打开。
“洪钟无声、满瓶不响”，在姜先生的书房终领悟此义
另日，又专程赴姜先生家拍照。我希望他能拿出一些线装书来，因为要跟他聊新文学版本我难以找到话题。
姜先生笑着说他还有几本，于是用力打开顶箱柜。这一看吓我一跳，原来里头藏的大多数都是线装书，这让我大感兴奋，于是不由分说从上面抱下几摞来拍照。一本本翻看下来，发现这些线装书基本上都是一本一套。如此算来，姜先生藏线装书恐怕有上千套之多，这个数量跟国内藏线装书著称者相比，也不是个小数字。几十年来，姜先生一直以收藏新文学版本著称，然而他同时藏有这么多线装书，我从未听有人提起过。今日我把这件事情揭秘出来，对这个发现权自然当仁不让。
我问姜先生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不谈他藏的线装书。他说自己写不过来，现在也渐渐上了年纪，不敢再登高，以防备摔着自己。他说老年人要摔一跤将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这让我想起大约十年前第一次来他家时的情景，那个时候他让众人看到的都是底橱的新文学版本。今日想来，主要是来看他的书友大多都是喜欢新文学者，感兴趣的书自然也就是这个板块。
到今天我又知道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顶橱太高了。以我的身高（编注：韦力先生身高一米九）从上面取下书来尚且很困难，姜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踩着凳子上去够书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在已多年不敢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得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藏有这么多的线装书。
姜先生听到了我的夸赞，说藏这些小零本算不上什么，几十年前他买书时是因为这些书没人要，他觉得可惜，就花很少的钱慢慢地买回来，买的年头多了，也就渐渐地积累出来这么大的量。我自己上初中时，总听到老师不断地告诫学生们“洪钟无声、满瓶不响”，当时对这句话充耳不闻，到了今天突然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
我从顶箱柜上搬下的线装书，大概有一半属于木刻本，另一半属于线装书式的排印本。从内容上讲，好像偏重于文学类资料性。
姜先生解释说，因为他在《人民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所以关注这一类的书。他说自己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1956年调到了文艺部，分工管理副刊。自己当时也没有提这个要求，更加没有走后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他调到了副刊组。在这个组里他管散文专栏。当时社里头不少领导都是老干部，他们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也是延安鲁艺出身的人。为了提高自己在艺术上的鉴赏力，他就开始到琉璃厂买相关的书籍。除了了解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各种版本，也开始买线装书。线装书的收集范围主要是诗集和词集，或者是跟新文学有关作家的线装本著作。因为这个原因，积攒下不少的线装书。
他又告诉我，解放之后，国内的很多报纸都有副刊，而副刊是培养作家的最好园地。但是后来学前苏联（前苏联的《真理报》没有副刊），中国的各大报社就都把副刊全部取消了。到1956年7月1日又恢复了副刊，他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被安排到副刊组的。
上班之后，领导给他开了一张单子，让他去熟悉一些作者。他这才发现自己虽然读过不少书，可是有些作者的名字却没有听说过。为此他就到东安市场去找旧书，因为这件事使他渐渐地爱上了收集旧书。
“黄裳曾跟我说过，坏蛋的书也要收”
我在书架上看到了一部带函套的书，这在姜先生所藏线装书中不多见。于是费力气地将这部书取了出来，竟然是著名的《饮水集》。
这部书品相尚佳，首册的封面上还有于莲客的题记。姜先生就跟我聊起了于莲客的一些事迹。他说于莲客曾任伪满职务，但解放之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所以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收集线装书上。
以我的推测，于莲客在北京去世之后，他的旧藏可能整批卖给了中国书店。因为近二十年来，中国书店卖出之书有许多都是于氏旧藏，我自己至少买到了几十部。然而，于氏的生平见诸文献者极少。为了写他的书话，我曾到处查找关于他的资料。今天听姜先生聊到于莲客，让我知道了自己前所未闻的不少信息。我在前来姜府的路上，还担心自己找不到太多话题跟姜先生聊书，现实却证明我的顾虑太过多余，以姜先生对历史掌故的了解，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在线装书里还翻出来了一部医书，名字叫《温病明理》。姜先生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自己不藏医书，这部书不是当医书买来的。此书的作者是恽铁樵，这位恽铁樵是鲁迅的老师。有意思的是恽铁樵本是喜欢文史，后来却搞起了医学；而他的学生鲁迅到日本学医学，却后来成了文学家，与老师所走的路正好相反。
我又从这里面翻出了一本《游沪草》，是章士钊的著作。姜先生告诉我此书很稀见，因为之前有人写文章说章士钊没有出过自己的单本诗集。他感慨说因为自己的藏书经历，使自己很少敢在一些问题上下断语。每个人的眼界都有限，很多人写文章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的前提下，就敢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他自己在主管副刊时，都会替这些作者修订一些武断的结论。
我在这些线装书中又翻到一部《青楼小名录》，这种讲青楼的书竟然在这里也能看到。姜先生说这也是重要的历史史料，他可以给我看一本比这个更有价值者。于是把我带进另一间书房，从底橱拿出两本线装书，书名是《浑如篇》。姜先生告诉我，本书的真正编者是刘半农，但版权页上却印着校订者范遇安。刘半农在此书序言中写道，范遇安是他的老朋友，此书是范遇安的佚文。但姜先生说，其实没有范遇安这么个人，范是刘半农假造出来的，该书的真正编者就是刘半农本人。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扉页上钤有“德明珍藏”，这是我今天翻看姜先生藏书中唯一看到钤有他藏书印的书。姜先生说自己的书很少钤盖，如此说来，老先生对这部书真是很喜欢，他竟然藏有这部书的初版本和再版本，其中初版本还是一册毛装。我问他是否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书，姜先生回答我说：“黄裳曾跟我说过，坏蛋的书也要收，更何况这些书史料价值很强，还算不上是坏蛋的书。”
“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最先应当感谢的就是您！”
姜先生说再给我看一部有意思的书。这也是一册毛装，书名是《圣陶散文四篇》，乃是做成了薄薄的一册，扉页是由谢国桢题写。
逐页翻看，新文学现当代的大名头几乎每人都给此书写了一篇题记。排在第一篇就是叶圣陶，之后有郑逸梅、舒芜、吕剑、黄苗子、杨宪益、柯灵、冰心、黄裳、钟敬文、钱钟书等等，而唯有钱钟书仅题了一行字。
姜先生告诉我，此书的原本是孔德中学的讲义，里面收录了叶圣陶的一篇文章。他得到这个残本之后，就把叶圣陶的这篇文章从里面拆了出来，请老伴装订成了这册线装书，然后分别寄给这些大家，请每人写一篇题记。这样陆续寄出三四年，就形成了今天这本书样。
所寄之人中，唯有钱钟书不愿意写整篇题记，仅写了这么一行，以我看来可以称之为观款儿。姜先生说，自己主编文艺副刊几十年，约了钱钟书写稿无数次，而钱钟书却一个字也没有给他写。我问钱钟书为什么这样做，他叹了口气说：“钱钟书应当是看穿了吧，写多了没有好结果。”
姜先生又给我看了一本《篱下集》，这是一本精装书，作者是萧乾。这本书有意思的是，萧乾在扉页上写了如下三行字：“自存本。于七八年岁末改为姜存本了。”这几行字是用钢笔所写，前三个字为黑色，“本”之后的字为蓝色，看来非一时所书。此书本是萧乾的自存之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1978年赠给了姜先生，应该是在赠送的时候又写上了后面的一句话。萧乾的幽默之情跃然纸上。
姜先生又给我拿出一本期刊，乃是《民主生活》创刊号。他说这个期刊很稀见，在现有的期刊目录中没有著录。他看我好像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指着封面上的几个字说，这上面是李公朴题写的。李公朴的字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是名字却知道了几十年。那时还在上初中，就学过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谈的就是李公朴被杀的事情。
我想起了这个故事，跟姜先生说，如果能将闻一多的东西凑在一起，那就太有意思了。姜先生说，闻一多的题字本没有，但却有跟他相关的书。说着，他拿出一部《石达开诗钞》，他告诉我，这个封面就是闻一多设计的。
我又看到一本平装书，名叫《编辑忆旧》，作者是赵家璧。姜先生说，这部书能够成书，跟自己有很大关系。他说自己很早就崇拜赵家璧，因为赵在民国年间办有良友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当时出了很多著名的好书。1956年时，姜先生找到了赵家璧，想请他来写一些当年编书的往事。因为解放时划分成分，赵家璧被划为了资方，也就是资本家，这让赵的生活压力很大。姜提出请他来写《编辑忆旧》，赵不敢写。多年之后，才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后来终于成书。
他就专门拿着一本送到姜先生家。正赶上姜先生不在家，赵家璧就写了篇题记，把书放到了这里。我觉得这篇题记很有用，敬录如下：
敬赠给姜德明同志，是您在一九五七年暴风雨将来临的日子里，第一次启发并鼓励我写这类回忆文章。这个书名就是您当时为我起的篇名。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最先应当感谢的就是您！
赵家璧1984.9.5
北京
到了这样的年纪姜先生依然有自己的原则
姜先生说自己那些年，对凡是喜欢写书话的人，都尽量给予鼓励和支持。前些年，很多人写书都请他写序言，他也尽量给大家写，但后来慢慢觉得，这些人所写的书大多都是老一套，写不出新东西来，于是就不愿给别人写序言了，为这个事还得罪了不少人。
姜先生还说，自己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他认为研究新文学类的书，大多没什么看头。聊天中，他还提到了路工，说路工的《访书见闻录》最先就是发在姜先生办的文艺副刊上。姜先生告诉我，路工在延安时期就跟康生很熟，路工后来到各地访书，是奉了康生之命，以访书来搞创作。有一度，姜先生跟路工在上海住了一段，路工给他看过康生亲笔写的介绍信。
之后又聊到黄裳，姜先生马上拿一本《八方集》给我看。这本书很奇怪，作者同时署着八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黄裳。姜先生说，这本书的编者其实是自己，但那个时候讲究无私奉献，所以就不用个人名字，他把八个作者的名字全部列了出来。然后姜先生又找黄苗子题写了书名，找曹辛之设计了封面，才把这部书印了出来。
书出来之后，黄裳特意题赠一本给姜先生，因为这是黄裳被迫封笔二十四年后，再一次把文稿印成铅字者。黄裳的题记是这样写的：“此为二十四年后，重以书册形式与读者相见之第一种，谨以一册寄呈德明同志，并谢其编定之好意也。黄裳。”
在姜先生家看书、聊天、拍照几小时，听到了那么多的故事，看到了如此多的好书，我感慨的并不单纯是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很多往事。他说自己藏书并不容易，当年老伴儿也对此有诸多的抱怨。在孩子小的时候，老伴儿让他带孩子出去玩儿，他就把孩子带到琉璃厂去看书。他选自己的版本，孩子在旁边乱翻，看到封面好看的书就拿给爸爸看，姜先生都说好。到结账时，趁着孩子不注意，把那些封面好看但没有版本价值的书偷偷放了回去。讲到这些，他脸上很有歉疚之情。之后他又告诉我，现在孩子们都很有出息，已经有了各自的成就。他也能闲下心来，慢慢整理自己的藏书了。
我在他的书中翻到不少作者签名本，劝姜先生写写这方面的故事。他说写别人赠给自己的书没什么意思，要写的话，他将会写自己淘来的签名本。到了姜先生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应当做事情更加随心所欲，没想到姜先生依然有自己的原则。
我采访之后才想起来问他的堂号在哪里，姜先生说自己没有堂号。这句话让我有些诧异，以他在新文学版本界的大名，竟然能没有自己的堂号。姜先生解释说不少采访者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他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书房起名为“无名书斋”。如此说来，我也只能这样来使用。
在无名书斋的北墙上，钉着一个镜框，其中是唐弢先生（1913-1992）写赠姜先生的五言绝句：“燕市狂歌罢，相将入海王。好书难释手，穷落亦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