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潮新闻】；

(资料图)

结束上海的

三天平面拍摄工作，

罗福兴前往机场，

将要回往东莞石排镇。

他洗掉发胶，

把长发扎在脑后，

黑色衬衫黑色裤子，

像一滴不起眼的水，汇往人群的海洋。

大浪淘沙后，

罗福兴成为如今短视频平台上

唯一“血统”纯正的杀马特创始人。

自2013年起，

群体被“围剿”的十年里，

罗福兴有了多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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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了潮湿炎热的梅州农村，离开了机器轰隆作响的流水线，离开了遍布厂区的城中村。他从边缘走到聚光灯下，继续在流量的世界搏杀，发布的一则杀马特发型短视频往往能获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播放量。各路策展人、艺术家，或别的一些“下沉品牌”，因为他身上“杀马特教父”的标签找上门来。

发型依旧是他最大的武器。作为杀马特家族中极少数破窗的人，这个“遗族”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设计出更有料的发型吸引观看。而更多的杀马特早已剪去长发，消失在公众视野。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在产业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的末端漂泊，流转在单行道上。

溜冰场

我们站在被粉紫色光束晕染的溜冰场外，空气中弥散着模糊的烟味。罗福兴身处溜冰场的正中心，全部头发被分成10束，用发胶强力拉升，耸立、巨大、像刺猬、海胆，或某个漫画里的人物。他涂着深色口红，面对镜头和打光板，不断切换表情和动作。电子音乐的混声中，临时组建的“家族”成员们的溜冰鞋划过地板，发出脆响。

这是罗福兴和一家服装品牌合作的物料拍摄地。拍摄日期定在5月下旬，为期三天，住宿标准限定为400元每天，拍摄地点贯穿街心公园、溜冰场、地下酒吧。他穿脱了好几套衣服，指指一件印着他大头的联名款T恤衫，爆了句粗口，“太傻了”。

脱下了溜冰鞋的罗福兴甚至是瘦小的。他说自己隐藏着六块腹肌，是每天早晨七八点跑步一小时的产物。收工以后，这颗由蓝绿色向暗红色渐变的刺猬头，出现在上海静安区洛川东路路口。他坐在溜冰场楼下的台阶上，尖锐的发型棱角像要刺到暮色里。正是下班时间点，行色匆匆的路人惊异地回头张望。罗福兴扬起嘴角，对着路人比出剪刀手，或者一颗爱心。“现在‘社牛’了，”他自嘲说。

他频频挥手，向当天参与拍摄的几位上海本地志愿者告别。她们都带着小众精致、价格不菲的服装和道具。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顶着半扇彩虹头，另一位2003年出生的小姑娘将短发扭成两个尖角立在头顶，“我自己设计的，因为我觉得很像小恶魔和杜宾犬”。

“小恶魔”向我们介绍，自己也是一位亚文化博主。拍摄当天，她在朋友圈发布了罗福兴的视频，配上了“教主好帅”的文案。

而“教主”却看不懂00后们的“Y2K”和朋克风格的打扮，他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怎样的亚文化，就像他也无法准确描述当年的“亚文化”杀马特：“可以说是个发型，可以说是文化，你也可以说它是个社群，社群里面产生了一堆自己的文字、语言、发型、着装、审美，包括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爱。”

“教父”罗福兴讲述的起点里，他打工的深圳，就像溜冰场的灯光一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未成年的他被困在庞大的机器和灰暗的厂区里。他在一些非主流家族的QQ群里获得情感认同，随后开始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明星石原贵雅，因为他的造型看上去“很牛X”、“很有冲击力”。2006年，他烫了一颗红色的爆炸头，上传到网络上。

他将这种风格命名“杀马特”，为自己在百度百科创建了“杀马特创始人”的词条。杀马特，是英文“smart”（时尚的、聪明的）的音译，符合罗福兴想要的“酷炫牛X”。当时他一直以为英语字母和中文拼音类似，“‘tiger’就是泰戈，‘teacher’就是踢车，我一直是这么记单词的，我们那的英语水平就那样。”

通过QQ群，杀马特家族迅速扩张。如果不是后来那场从线上蔓延到线下的“围剿”，杀马特最鼎盛时，罗福兴掌管着几十个群。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王斌统计，截至杀马特活跃末期的2014年底，百度搜索以“杀马特”为主题的网页将近1700万，杀马特贴吧累积发帖近150万，活跃的QQ群不下200个。

杀马特最流行时，石排镇名流美发店的老板小天不接剪头发和烫染的业务，一天就做百来个杀马特发型。晚上九十点后，工厂收工，等待的工人们坐在对面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小天做好一个，就向外招手，示意下一个进来，美发店要营业到晚上十一点半。

小天不确定谁才是杀马特教主，他眼中的杀马特是一群人，他们常常会三五个聚在一起，拿着放着歌的录音机“炸街”，或是扛着溜冰队伍的旗帜，“唰”地从石排公园口滑过。

罗福兴清楚，他在上海的拍摄，是在“表演”杀马特，复刻的是一个业已消逝的场景——工厂、溜冰场、理发店，这些曾是杀马特们打工世界里的全部。

临时招募的志愿者，与罗福兴一道复刻了当年的杀马特家族。

大海

“上海有海吗？有没有能看到海的地方？”在来上海拍摄广告之前，罗福兴在电话里问我。

五岁那年，千禧之初，父亲给他过了唯一一次生日，买了一瓶可乐和一个5块钱的面包，带他去深圳金沙湾玩。这是他童年记忆里为数不多的来自父亲的陪伴，也是他对大城市的第一印象：“最牛最厉害的、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就是大海一浪一浪接过来……”

“海通往哪里？通往全球，通往世界。”他这样想。

罗福兴出生在广东梅州五华县的一个农村里，“四面都是山，只有小溪”。青壮年外出打工，祖辈和孩子留守在村子里，是这个广东经济最落后的城市里的常态。罗福兴曾多次在采访中提起父亲“在外打工”、“有3个老婆”、“不寄钱回家”，而被隐没的母亲则在他和两个妹妹年幼时留在梅州，一边打工一边拉扯三个孩子。不久后，母亲也前往深圳。他像一个皮球一样流转在祖辈家中。偶尔见到母亲，打骂也远多于温情。

罗福兴不爱读书，但他特别喜欢美术课，画画成了他当时唯一认真去做的事情。他看着农村屋里的挂画、门前的对联，画的最多的是龙凤和荷花。“因为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有时候领导评奖，还能拿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他发现一直以来被忽视、被打压着的自己，原来也能出班级的黑板报，也能把名字写在荣誉榜上，尽管他回看，当时“画得比较烂”。

“我们那里没有艺术细胞的。”罗福兴用“贫瘠”来形容梅州山区，“可能是环境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大家都不读书了。”12岁的罗福兴跑到深圳的一家微波炉厂打工，操作一台有他两倍高的日本进口二手注胶机。“机器比人金贵”，他听说这台机器价格要好几十万，让老板在厂区里格外有排面。每当有管理人员或领导来检查，这帮瘦小的黑童工就躲进厕所，扒拉门缝听外面的发言，间或，掌声响起。

杀马特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罗福兴熟练地回答，“都是农村来城市务工的，在城市和农村夹缝中的人。”

“杀马特”家族创建以后，在线下的厂区，杀马特通过发型互相辨认，像一个暗号。而线上，他们自称为“杀马特贵族”，以“韩”、“安”、“泪”三大姓冠名自己。他们熟练地运用着火星文或炫彩的文字，统一格式的角色标签下，“皇族”“部落”里的“伯爵”和“女帝”隐藏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和生存环境，通过互相夸赞彼此的造型，抑或是共同的幻觉来交友。

2011年，17岁的阿梅看到工友们都换上了颜色样式各异的发型，也偷偷去美发店里做了个黄色爆炸头，因为黄色“明亮好看”。理发店似乎成了工人们在漫长的工时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场所，只需花个几十块钱或者买瓶发胶，就可以把头发支棱起来。他们拿着从QQ空间下载的图片或者别人的照片，或是腼腆地表示，怎么做都可以。

在小天看来，来做杀马特发型的，大多数是一群“温和老实”的产业工人。有人只剩下三十块钱，全用来做杀马特发型；有人全身上下都臭了，做完发型又能自信地抬起头；有的工人犹豫再三，向小天提出，能不能赊账。

2016年，抱着寻找中国本土“朋克文化”想法，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李一凡筹拍纪录片，开始寻找杀马特。他在开拍后发现，与预设的那些知识分子解读大相径庭，和罗福兴、阿梅类似，“杀马特”主体是90后年轻人，他们大都出生于欠发达地区，当过留守儿童，并在小学和中学辍学。接受采访的杀马特们，第一次去工厂打工的平均年龄是14岁，最小的12岁。在制造业野蛮生长的时代，有人每天打成千上万个螺丝钉到凌晨一两点，有人做百洁布，手指甲都被磨光了。

有人评论，杀马特的历史，“是半部血汗工厂史，也是半部城市化史。”杀马特是一种发型，也是这群产业工人的铠甲，仿佛刺破天际的发型与结伴同行赋予他们勇气。他们不再是流水线上等待盘剥的廉价劳动力，即使不像社群中的“皇族”、“伯爵”，他们也想努力构建一个时尚、充满个性的城市人形象，并且，渴望得到注视。

“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你，不再很卑微、渺小，而是勇敢的、张扬的。”罗福兴说。

2016年前后，罗福兴一度剪去长发，回归“主流”。

采访间隙，罗福兴点了一支烟，橙红色的火光和酒店楼下的路灯，照亮了因为动迁已经变得空荡冷清的北京东路。这里曾是拍摄东方明珠的必选机位，罗福兴在采访前建议我们定一间高档酒店，比如，6300元一晚的W酒店，拍摄他和这次来帮他吹发型、第一次来上海的伙伴小天俯瞰东方明珠的镜头，他编排好了剧情：“一个连共享单车都没骑过的人（指小天），你想象一下，这画面得多震撼，他估计会流泪吧”。

他不知道，开美发店之前，小天其实去过上海，在上海做过酒店保安和被套装卸员。但他知道，小天或他，仍是大城市的局外人。虽然他已经不再像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样，为这车水马龙、大厦林立眼花缭乱，“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看到路上好多人呢，这帮人密密麻麻的，跟工厂里面的员工似的，但他们都是去一些很牛的银行，很牛的企业。”

“但我也不羡慕，我觉得看着他们好难受。”他摇头，“如果要我跟他们一样，我会疯掉的。”

5月下旬，罗福兴在上海参加某品牌服装联名款的拍摄。

流量

5月22日，结束一天拍摄，在一家地中海风格的快捷酒店，罗福兴擦掉深色口红与眼影，大口吞下品牌方给他点的外卖，一份上海本土连锁店的牛蛙饭。他收拾了一下桌上的铝箔盒子和塑料袋，点开小红书，看有没有新的商务邀约。

当天下午17点，他领了五千块。他打开账单明细，收入来自某国产品牌生发液，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同样的“苍蝇蚊子进头发里都得开导航”的梗，为他带来了15000元的收入。

如今，包围着罗福兴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流水线，取而代之的是快速更迭的流量。这曾是他看不上的东西，他历数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名字，觉得“太low了”，“我从来不刷短视频，要保护大脑。”

2018年，罗福兴在深圳开了一家名叫“皇妃”的理发店，仅维持了两三个月就倒闭了。2019年，他搭上互联网短视频风口的末班车，挤进竞争残酷的流量圈。起初，他签约过MCN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但他觉得公司分配的助理垄断了他的客户资源，不甘心其中百分之二三十的利益被抽取，“我两个助理都是寄生虫，什么用没有的。”

短视频的内容，一开始讲述个人经历和科普杀马特，到2022年，变成一套固定模式：配合电子舞曲，先展示一头清水挂面的湿发，接着，发型师一拉开围布，他变成另一个样子：顶着新创作的“炸裂”发型，命名为正人君子、一柱擎天，或者黑桃王子、蚌壳……接着，对着镜头摩挲头发，或是嘴唇。

商务合作陆续找上门来。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他，也有了一定自由。他挑选其中价格到位的，拼多多、七猫小说、探探……“都是挺下沉市场的那种”，价格便宜的不接，需求太麻烦的不接，“基本每个月拍两条视频，其余时间都在家打游戏，也能赚个几万块”。

他感觉有时候钱来得“跟大风刮似的”，但钱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农村成绩名列前茅的大妹妹高考遭遇滑铁卢，自费读完技校后进厂里做会计，母亲心心念念地让他买房买车，稳定下来，也能让自己在村子里挣面子。

传播，或者操控流量，本也是罗福兴一直在做的事。杀马特发展初期，罗福兴找到网站和论坛，花几千块钱进行宣传：家族排行榜杀马特第一，杀马特排行榜罗福兴第一。他套用企业招商引资文案撰写软文和通稿，“怎么证明我们杀马特牛X？发软文，唬唬大众还是唬得了的。”

他注册了很多小号，模仿其他大贴吧里展开论战的话术，或是吹捧杀马特和罗福兴本人，或是进行攻击和批评，制造争论、提高话题度。现在回看，“其实就是早期的互联网运营，好人也要扮，坏人也要扮，让好人同情我们，让坏人跟着做坏。”

抄袭网上其他公司的章程对杀马特“贵族”进行管理，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他为此去美发店做学徒，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打理群，也有专业免费的工具可以洗剪吹，他时不时在群里更新发型，“让大家都迷恋我、觉得我帅”。

联名款拍摄现场，罗福兴与自己的支持者合影。

“挣”来的流量，曾经带给他“做大哥的幻觉”，以及被簇拥的温暖。而今，站在广阔纷繁的流量世界，罗福兴常常是矛盾的。他想，自己是幸运的，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工厂里一颗温顺的螺丝钉。不同于从前，工厂的机器轰鸣声盖过杀马特群体向外呼喊的音量，短视频为他赢得更即时、更热闹的关注。现在，一条创作往往有几百万甚至更多的播放量，短视频推波助澜下，他进一步成为杀马特文化的符号象征。

罗福兴清楚，品牌商找上门是因为自己能做“量”，“可以把一个视频做到几千万播放量这样，几百万对我们来说都很劣质了。”但在流量的指挥棒下，他察觉到自己对做发型似乎已经不是纯粹的喜欢了。多数时候，他感觉头发离开身体，摆脱了地心引力。

他害怕自己成为工具，回到12岁时站在注胶机背后毫无话语权的自己。他渴望持续收割流量，却也对新的尝试充满不安全感。他提起，曾经有朋友劝他不要和艺术家合作办一些小展览：“你去了百分百被消费，玩完了就把你抛弃了。”

罗福兴还听说，有个叫庞麦郎的草根歌手走红后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于是去看了几场庞麦郎出院后的带货直播。“我觉得他太被动了，我听别人说他思维有点混乱，在我的意识里有两种，一种是智商低，另一种是受到信息太多了，冲击太大了。”他点评，庞麦郎“完全就是一个工具”。

罗福兴没有意识到，自己站在一条新的流水线上，这条流水线规模同样庞大：全职主播规模以百万计，日活过亿；他只是感觉，这条流水线上的“产品”同样速朽：“很快速的消费，可能第二天流量就没了，要想新的了。”

来源：潮新闻 记者 潘璐 黄小星 视频/摄影 倪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