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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所具备的时代影像功能，天然具备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优势。正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上，围绕中国纪录片如何更加有效地“走出去”，纪录片人展开了一场深刻探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周继红介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媒体机构在众多海外主流平台开设常态化播出中国纪录片的固定时段和栏目，打开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窗口，取得了积极成效。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朱新梅提供的数据，除了主题传播的主线纪录片之外，国内众多优秀纪录片实现了很好的国际传播，包括传统文化领域的《海派百工》《锦绣记》《国家宝藏》，在海外都有出色的播放成绩。“7月15日我们在YouTube平台上通过市场方式‘走出去’的纪录片，有7部作品实现了百万级的传播。其中，自然风景类、超级工程类、美食类的纪录片在国际上最受欢迎，自然类纪录片《大黄山》的国际播放量达到了4700多万次，全球累计播放量120多亿次。”她介绍，《舌尖上的中国》《早餐中国》《锋味人间》等纪录片也成功销售到海外，版权销往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成绩都是市场行为，它们是实打实的海外传播。”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君健补充道，这些年流媒体平台开始广泛参与纪录片的策划、拍摄、制作与传播，平台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纪录片的国际化版图得到了拓展。“举个简单的例子，视频平台B站每年都有纪录片单发布，从片单可以看到，平台正在积极和跟国际合作，引进来的同时也走出去。”

梁君健还观察到，这几年纪录片的风格与语态在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自媒体选择记录自我生活、进行自我表达和情感众筹，“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纪实＋’形态、跨类型混搭，很难把它界定为传统的纪录片。”面对这样的变化，中国纪录片人更应该思索如何找到题材的共通性。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比如对于传统文化和非遗题材的创作，我们怎么从传统非遗项目中看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变化；比如人和自然关系的议题，我们怎样和自然相处，又是怎样从自然中获取人类文明发展机会的。”梁君健透露，其所在学校曾经组织拍摄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种关注当代青年文化传承者的节目，不仅引领了国内文化类内容的潮流，还得到了纪录片界的普遍关注。“它之所以播得好，就是它回应了全球共同的话题——在今天快速全球化、城市化的社会里，传统和当代怎么共存，青年人怎么认知自己的时代身份和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在选题上要去寻找具有全球一体性的话题，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纪录片的全球创作和全球传播。”

《国家地理》制作人李思思则认为，除了内容上找寻共通性，及时跟上世界传播形态的变化也必不可少。由于年轻人现在接受媒体信息更多是移动化、沉浸式，迪士尼近年来就发力在短视频端，最近刚刚制作了一期节目，邀请一位中国涂鸦艺术家和“水哥”王昱珩共同接触中国剪纸非遗传承人，在集装箱上创造大型艺术作品，她说，这样的形式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尝试，既有新鲜感又有创造性，得到了年轻受众非常好的反响。“近期，我们也在制作和策划作品，不断进行技术更新。比如在长片上融入3D、AR实景导航、虚拟和现实场景转换交互、VR沉浸式拍摄等，希望呈现给海外观众一个更加活力满满、更现代的中国立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