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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周末的夜晚，北京三环外的几块足球场灯火通明，然而一多半的场地被“飞盘运动”占据着。互不相识的年轻人穿着精心搭配的运动套装，十几人一组，在教练的带领下练习飞盘技巧。据说，飞盘运动已经蔓延到了二、三线城市。由某社交媒体发布的《2022十大生活趋势》报告显示，2021年与飞盘相关的内容发布量同比增长了6倍。

在滑板、骑行、浆板等一众新兴城市休闲运动中，这一次火的为什么是“飞盘”？除了参与门槛较低、容易上手、具有较好的社交属性外，恐怕还和场上的专业摄影师不无关系。在两个小时的课程中，无论是热身、比赛，还是休憩，始终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对着学员们毫不吝惜地按动快门。一位飞盘俱乐部的教练表示，“摄影师是这项运动的标配。”这家俱乐部的飞盘课售价为一节课100元左右，课程中所拍的照片无须再单独付费，课程结束后，所有学员都可以随意从群相册中取用照片。

与随手记录日常的生活照不同，这些被分享到社交媒体的“专业”照片引来了好奇、羡慕，也引来了争议——“飞盘、瑜伽裤、精致妆容、美颜滤镜，可就是和运动无关”“无摄影不飞盘”。当然也有不少人为拍照正名：“女孩子喜欢拍美照是真的，喜欢飞盘也是真的，为什么不能兼而有之呢？”

此类“晒图”行为并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议。兴起于2020年的露营风潮，至今仍旧被人打趣：“出片率低的露营，算不上成功的露营。”这和早几年“不发朋友圈的旅行等于白去”“未经发表的生活不值得一过”的句式类似，透着对世界流于肤浅的“图像化”的担忧。

的确，当吃饭、健身都等同于晒图时，这样的担忧并不为过。事实上，同样的警惕之心，100多年前就已显露。

19世纪80年代末，柯达推出了更轻便、更便宜的布朗尼相机，在摄影术发明约半个世纪后，普通人第一次有了为自己拍照的机会。便携相机迅速走红，1899年的《摄影新闻》有这样的报道：“数千名伯明翰女孩四散至英国各大度假胜地旅游，她们几乎人手一台相机。”现代大众旅行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地方皆难逃“柯达化”的命运，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加勒比海、尼罗河等，陆续成了视觉消费下的新地中海、新阿尔卑斯山、新加勒比海、新尼罗河……

1937年，柯达开始出资赞助夏威夷呼拉秀。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舞蹈动作，呼拉秀的设计者思考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如何让这一切更“上相”。体验异域风情的旅游行为最终被异化为一张“轻薄且事先安排好的留念照”，社会学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大众旅游的“柯达化”。

1000个人拥有柯达相机的结果并不是拥有了1000个“夏威夷”，相反，摄影术带给旅游业的冲击让人颇感意外。当“地点变成景点的那一刻，人们业已决定了哪里值得旅游，什么画面与记忆应当被带回家。因为拍照的需要，游客们决定在何地停下来拍照，然后继续上路”（《游客的凝视》）。人们在旅行中寻找的是适合被框在取景器中的那种美，这种美的判断来自于他们此前从各种媒体上吸收与内化的，对景点的理想化想象。最终，1000个人的相册里，是1000张在同一个舞台背景下的纪念照。游客在视觉消费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型塑了现实世界。如出一辙的是，由于摄影行为的高度介入，城市飞盘运动所呈现出的“不是颜值内卷，而是审美单一”——一样的紧身裤、一样的高筒袜、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角度。追求新奇的现代人看似享有了更多的选择，结果构建出来的净是如出一辙、枯燥乏味的小世界，“放眼望去，无处不是我们自己的形象”（特纳、阿什）。

精心挑选的背景、刻意摆出的姿势，让无论是旅游纪念照还是飞盘运动照，看起来都更像是一场有准备的表演。而在一部分社会学家看来，旅游说到底，根本就是一个“戈夫曼式”的世界，是在一座巨大舞台上的表演。但这一类过于严肃的讨论也许掩盖了摄影作为过程而非结果的另一面，摄影本身也是欢乐、社交的源头。就像勒夫格伦所写：“摄影机不停转动，咔嚓咔嚓，人们把精力投注在叙事制作上，而不管成品将来命运如何，制作影像本身就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特别是在摄影行为如此普及的当下，无论是旅游还是玩飞盘，其中的摄影行为凝结着更多的关系性实践，或是为了拍照营造的关系和睦的瞬间，或是反摆布而夸大的戏谑表情。人们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镜头既心生警惕又习以为常，人们对形形色色的照片既抱有偏见又过目即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