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交史学者蔡鸿生在《读史求识录》里记载了北宋画家、诗人文同在《丹渊集》里写的一首《冷瓶》诗。诗中写到一种“蕃胡入中国”“携之五羊市”的陶器，具有“课以沸泉沃，冰雪变立可”的功效。他认为这种“冷瓶”就是古代的热水冷却器。

蔡鸿生还记载了另一种被称作“海井”的“咸水淡化器”。他说，面对这些不见于正史的物件，让人深感“尽管‘海丝’已经被热心人‘炒’起来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海事’内幕却依然有待于素心人去发覆”，而“古代海舶在惊涛骇浪中漂洋过海，反映出人类为扩大生存空间的壮举和冒险精神。其艰巨性、复杂性和神秘性，完全足以引发出一门‘海洋历史人类学’。”

的确，这些物件，及与之相伴的故事，确实应该更多地成为广州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因为这本就是一座向海而兴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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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先民与海共生的时间当早于秦

学者陈泽泓在《广府文化》第十九章《商业与海上丝路》的开篇写道：“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古代广东向北陆路不便而向南朝大海开放的格局，造成了广东经济向海外贸易倾斜的发展趋势。”而不少研究者也认为，秦平南越时“一军处番禺之都”，选择番禺作为东南三郡首郡之治所，显见当时此地已经有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地位重要的居民聚居地。虽然对它的早期面貌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研究，但可以推想，依托当时江海交汇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先民与海共生的时间当远早于秦时。

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中国南海之名在古代所指的范围因时而异，先秦时泛指中国南方；《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指的是今天的东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在广东地区设置南海郡，海疆实临南海，“此时所说的南海，才是指今天的南海，而南海的名称也首次在中国地图中有所标示。”之后历代也有称“涨海”的，一些学者推测可能是根据潮汐涨落的海水形态而言。

南海幅员广阔，资源丰富，不仅与相邻海区交通便利，而且是我国远洋航行的必经之地，其诸多海峡一起构成了远航的自然基础，加上十分丰富优良的河口港湾，独特的季风和海流资源，深广的内陆经济腹地，古代广东海洋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可谓是大自然的“天赐良缘”。

史学家吕思勉言：“贸迁往来，水便于陆，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珠江口一带的先民便已通过舟船互相往来，而石拍等物件的发现，更进一步说明这里与分布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树皮布文化”有密切关联。到距今4800年-4300年左右的石峡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闽江中下游乃至江浙地区的贸易交往等，也应当有一部分是通过海路进行的。此外如陶器、铜鼓、铜钺、航船、有肩有段石锛等器物，也验证着太平洋地区的广大范围内早期人类跨越遥远海路的交往。先秦时期的广东先民已经穿梭于中国南方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可能间接影响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秦汉之前的岭南地区，总体发展程度还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军事酋长制，或者初期奴隶制制度的影响下。秦代开始设立的郡县制度大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更，令岭南与中华大地的其他地区之间更为紧密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而作为重要海上贸易集散地的番禺，也注定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勇闯江海，城市发展呈现显著的“外向型”特色

秦汉时期，今广州城区范围内相当大的范围仍是海面。秦末“任嚣城”毗邻珠江北岸，大致在今天西湖路一线南侧，南岸约在今天市二宫一带，珠江宽约2020米，为今天的10倍以上，实际上相当于建城在海边。直到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在番禺重修“越城”时，珠江北岸线仍在今北京路东侧乐善里一线。1954年，广州沙河顶的汉墓里出土了一艘东汉陶船模型。在它的尾部发现了舵，表明已经具备了入海远航的能力。它呈现着两汉时期人类勇闯江海时的历史图景。

1983年，在广州的象岗山麓发现了著名的南越王赵眜墓。墓中出土的许多东西来自海外，如波斯风的银盒，以及金花泡、象牙、乳香等。其中银盒被认为是岭南发现的最早的舶来品，其造型和纹饰与中国汉代的器物迥异，而与伊朗波斯帝国时期的器物相似，在山东发现的齐临淄王墓出土银盒与之很像，一般认为是从海路传入，但一些学者也认为不排除由滇缅印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金花泡则一般认为与东西方间的海上航路有关，以印度、巴基斯坦为中转站，工艺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1100年的古希腊迈锡尼文，反映出2000多年前岭南地区就已经与欧洲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联系。象牙来自非洲，乳香可能来自红海。

而在南越国宫苑中大量采用的石构建筑，在我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中的一些技术，并未见于当时的其他地区。曾经有专家提出，当时本地已传入西方的建筑技术，考虑到那个时期的中西间海上通道的发展水平，可以说这种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说，这种有些形似西方石构建筑技术，又结合东方的造园风格，就是南越国宫署御花苑最突出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促使岭南对外交往及海道贸易进一步发展。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孙吴政权派朱应和康泰出使今越南中部的林邑、扶南（今柬埔寨）。这是史书中首次记载中国派专使出使南海诸国，当时便是从番禺起航。西晋太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腾（应为滕）侯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机丽，火布尤奇”。这是广州与欧洲大秦（即东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最早的明确记录。东晋法显从陆路前往印度取经，原本计划从海道返国由广州登岸，因台风偏航至山东青州。他在《佛国记》中记载，从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到广州正常情况只需要五十天，可见航海技术较之前有了较大提升，而广州也是东南亚各地前往中国的主要目的港。《梁书》中记载的“南海诸国”有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大秦，展示了此时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路的宽广。

而广州的城市发展也在此时呈现出显著的“外向型”特色：“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陈泽泓认为，“一筐之物，可资数世”的贸易结构“使广州这个当时的边城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商业繁荣的景象……广州的收入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以至于梁武帝萧衍感叹：“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南朝时全国通用铜钱，但在交广地区由于对外贸易的影响，“全以金银为货”，可见其贸易体系之特殊。

“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隋 建南海神庙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朝，建立起统一的强大帝国。隋朝对发展对外交往十分重视，弗定岭南，隋文帝便诏令广州当局不得侵渔前来通商朝贡的海外客商。五年后，隋朝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祀南海神祝融。隋炀帝更是锐意经略海外，在大业年间派常骏、君政携绸缎五千匹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赤土国派王子回访，带来金芙蓉冠、龙脑香等珍物。时人记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唐 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荆州、扬州、益州、越州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这既得力于唐王朝开阔的视野、强盛的国力，也得益于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的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形成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在中央的外交专职机构为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在地方则主要落实在节镇（道）、边州和互市监，同时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规则，保护外侨、外商利益。唐中期以后，海上丝路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中“广州通海夷道”为诸航路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它从广州出发，沿着传统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历经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不计沿途停岸时间）约八十九天，是8世纪-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全程约14000公里，同时有许多支线，其中许多也与广州有来往，“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周以岁时，循环不绝。”

唐开元年间，在岭南设有押蕃舶使，处理外交事务，与节度使并称“二使”。开元二年（714）左右，唐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也称“广州结好使”，与外商交流沟通。城西一带专供外商居住，称为“蕃坊”，在广州“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伴随着手工业、商业、农业、交通业的发达，广州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业中心之一，所谓“涨海（即南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而广州的西村窑瓷器也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

宋 广州成中国最大外贸港口

到了宋代，广州更是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宋在广州设立了提举市舶司，负责管理外国商人和使者事宜。据陈泽泓等学者的统计，宋代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近70个，很多外商干脆带着家眷来经商，在广州长住的也不少。

元 专营外贸之“舶牙”出现

元代广州的市舶司继续设立，更出现了“舶牙”这种专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经纪人，成为明代“牙行”和清代“行商”之滥觞。明代实行朝贡贸易，只在宁波、泉州和广州三地设立市舶司，广州负责对东南亚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最多。

明 “订货加工”模式形成

永乐元年（1403）在广州口岸建立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驿馆“怀远驿”，有驿舍120多间，地址就在今天的十八甫一带。嘉靖二年（1523）因日本贡使在宁波火并及趁机掠杀，朝廷罢泉州、宁波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一口通商，江南一带的货物也只能集中到广州售卖，号为“走广”。

明中叶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更为兴旺。万历年间，每年夏冬两季在广州海珠岛（今长堤一带）举办为期数周甚至数月的定期市，允许各国商人前来广州直接与中国商人贸易，这可说是古代的“广交会”。繁荣的商贸令广州城市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靠近定期市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而珠三角一带的本地商人大量出海贸易也促进了“订货加工”模式的形成，陈泽泓解释：“就是广州的舶主、海商到海外贸易，有意识地接受外商特别是华侨商人定购中国货物的样品及订货资金，返回广州交给‘缆头’（舶主、海商、百工之间的中间人）去同有关工场商定，按样加工，定制货物，再按时将货物贩运出海卖给订货外商。”

清 “一口通商”占据优势

进入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在明代已经开通的印度洋、南洋、日本、欧洲和拉丁美洲航线外，还开辟了广州经好望角到北美、广州到大洋洲、广州到俄罗斯的航线，而欧洲各国也陆续到广州建立商馆。清政府委托具有官商性质的广东十三行商控制和垄断广州对外贸易事务，从而形成了重要的“广州制度”。受广州“一口通商”的优势刺激，周边番禺、顺德、南海、东莞、香山等十多个县的种桑、养蚕、茶叶、花卉等经济作物产业兴盛发达，“分散的千家万户逐渐集中，纳入网络。珠江三角洲的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组成了种类繁多、五光十色的广货供应海内外市场。”

追根溯源

造就持续繁荣的广船工业等

根据海丝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全面调查，中国海丝遗产包括三个主要类别，即基础设施，包括港航设施、海神祭祀设施及相关管理设施等组成的基础设施类遗存，如广州的南海神庙；代表性窑址构成的生产设施类遗存，如广州西村窑；三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交往而产生的城址、寺庙、墓葬等产物类遗存，如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光孝寺……这些遗存由黄渤海、长江流域、东海及台湾海峡、南海及珠江流域等四个主要交流活跃区构成。其中南海交流活跃区即以广州为核心，面向南亚、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自秦汉开始活跃。自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宫署起，这里一直是海丝的重要节点，贯穿2000余年，见证了广州片区伴随海上丝绸之路演进历程始终、持续繁荣的历史。这一区域的海洋贸易活动早期为途经北部湾地区，直达南亚与东南亚，伴随航海技术的提升，江门、澳门等逐步成为珠江流域重要的对外通商港口。

我们还应看到，广船作为中国四大古船之一，长期处于国内先导地位。从两千多年前“其大千石”（约合今天的25.5吨）的南越舟，到清代以远洋航行而声名远播的广东海船“红头船”，乃至今天的广州船舶工业，广船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时至今日依旧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而海洋文化对广州城市带来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可见的文物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无形方面，如不少与阿拉伯语、英语、葡萄牙语，及东南亚各地语言相关的地名、方言等，以及许多具有欧洲和东南亚元素的美食做法，等等。广州向海而兴的历史漫漫长远，且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