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李白求官不得之际,写下“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的诗句,表现出自己的彷徨与迷茫。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李白享用的“大餐”到底值多少钱?他用什么结账?他想谋求的官职是什么?为什么求官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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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尽可从赖瑞和教授的《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经济和官场生活》中,得到解答。本书关注唐代经济、官职、文化问题,总能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之中,发掘重要而有趣味的议题。

对于唐代官制,赖瑞和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唐代有九品三十阶的文官体系,不过,判断一个官职的优劣,并不能仅凭品级。

首先,官职种类繁多,其中具有实职的官员分两类,一类是正规职事官,有官品,有定额,是吏部通过考察选举,加以委任;另一类是“使职”,无官品也无定额,由掌权者根据任务来授权。通常,前者被称为“官”,后者被称为“职”。

比如根据元和四年(809年)武侯祠唐碑,两次拜相的武元衡,当时的官职可拆解为:成都尹,属职事官,决定其在官员体系中的序列;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管内支度等,属使职,可简要理解真正负责的工作;吏部尚书等检校职,作为给藩镇及其幕僚嘉奖的虚衔,此外还有银青光禄大夫的文散官,临淮郡开国公的爵号等。

第二,职事官又有所谓清浊之分。清流包括清官、清望官、望秩的清资类官职,任职者主要以士人为主,由科举或举荐入仕,其官职有120余种,占全部官职的三成。这些官职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好官美职,也象征着自己的“根正苗红”。比如位列九品的“校书郎”,虽品级低下,但因是清流美职,便成为“文士起家之良选”,著名诗人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都曾任此职。清流之外,流外等各类出身乃至有一技之长的人,会被征辟为官,此类官职占七成,这类官职并非读书人所追求。

唐代士人对自己做官几任十分敏感,一般做到十五至二十任,是相当不错的水准;而一生当官三到五任者比比皆是。然而,清流之外的官职,往往是终身任职,长期连任。因此,唐代士人为官,断续或迁职的现象,十分常见。非清官而达成的稳定,也不是读书人的追求。

第三,唐宋虽有“内重于外”之说,但应对朝堂和地方上所任职位,进行细究,方能辨别好坏。比如唐代的州等级,可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县等级可分为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本书分析的诗人韦应物,一生做官十三任,基本全是上等州县的好官。他写作“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滁州,便是较为富裕的上州,韦应物作为刺史,月俸八万文,还可以住在“官舍”,即州县衙署为官员营造的居所,亦有奴仆为其打理饮食起居。

简要理解唐代官职后,方可理解李白的仕途。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设置并区分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翰林学士”保持清流之官的面目,由士人科举入仕担任;而“翰林待诏”则是因一技之长而被征召,这些技艺包括琴、棋、书、画、医、僧、道等,以士人视角,皆属“伎术”。李白一生只担任过“翰林供奉”一职,最早属于“待诏”中文学方向的细化名目。

待诏之职类似于内臣,比如领导“永贞革新”的王叔文,就是顺宗的棋待诏,因为关系亲密,备受信任,后升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然而在士人眼中,王叔文不过是依靠皇帝宠爱而大权独揽的人,韩愈更直接地说其“窃国柄”。足见官职之分在士大夫心中的重要性。

本书还谈到唐代经济。实际上,唐代的“钱”更多是估价单位,而不是付款媒介,其标价功能远大于支付功能。唐代始终有“铜钱荒”,据估算,真正流通的铜钱,仅占货币供应的10%,远不及纺织品和谷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唐代都有“除陌钱”概念。所谓“除陌法”就是因为流通铜钱不足,扣除若干百分比之后,铜钱实体低于其交易价值的现象。比如,商人卖给你价值100文的货物,你只需要交付70文铜钱,当然如果拿布帛结算,便另当别论。当时从官府到民间,都认可这种“除陌钱”交易,于是形成信用共识。

唐代货币实则有三类,分别是铜钱、布帛、谷物,三者之间可以通算通兑,而单位就是“钱”。以“钱”估价最有精准,因其为十进制,1000文是一贯,同时也能切割为很小的单位,比如3文、半文。赖瑞和以交河郡胡商举例,当地豆卢军向客商买粮食,共买1086斗,最终以60匹生绢结算,完成交易。本次交易不见钱,可两次换算都用到钱的估价作用——先以“文”评估粟价,算出总量,再以“文”评估布价,确定支付额。这里不用米粟布帛直接换算,是为了交易公平,避免某种货币的价格起落,造成某方损失。

三类货币共用,以“钱”作为估价的方式,对古代社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方才事例中的胡商,如果全部以铜钱结算,共22806文,重达96千克,而同价值的丝绢只需27千克,相差超3倍,丝绢显然更适合长途贸易。此外,唐朝在早期实行租庸调制度时,也以布帛和谷物为估算单位,类似于“钱”的作用,农民在交税时能以任一实物上缴。对于西北边军,朝廷发放的俸禄也非铜钱,而是内地所交的丝织品,这样便于运输。

显然,三种货币所建构的体系,弥补了贵金属不足造成的货币难题,解决了商业、金融、税收的障碍,使经济能够相对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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