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伊丽莎白·冯·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完成于2018年夏天,这是一本以“身体”为主题的书,她的写作可谓及时,因为一年多之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她要讨论的主题变得更为重要: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踏上一条通往孤独的旅程?

最近几年,相信有很多人都在思考身体与“距离”的关系。我们戴着口罩,防止病毒入侵;如果有人感染,大概率会被“隔离”。即便是在正常秩序中,我们也会感到困惑:人与人的距离,到底多远是合适的?


【资料图】

《自我决定的孤独》讲述的就是这种“距离”的现代史。在作者看来,这段历史开始于1757年巴黎的一场酷刑,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也详细讲述了这个酷刑的场景。酷刑和暴力,是对人身体的摧残,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距离这时候是“负数”。

伊丽莎白·冯·塔登认为,人类进入现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认识到暴力和侵犯给人带来的恐怖,强调同情心和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在巴黎和伦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现代城市开始强调人与人的距离感,并把这当成一种“进步”。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人们从乡村迁往城市,从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所谓“现代”,就是“大家庭”变成个体的过程,不管是在法律还是居住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一条“身体解放”之路。我们会强调个体的感受,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们习惯戴上耳机,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声音上“一个人”的环境。我们对他人感到警惕,在地铁上,女生可能会担心被偷拍;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则有相反的担心,他神经质地认为,有人在怀疑他偷拍,这让他不敢举起手机。

这可以理解成一个“重构空间”的过程,居住空间在变,人与人的“安全距离”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把对安全的追求推到极致,就是独占一个房间。这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伍尔夫就曾写过一本书,主张“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拥有独处空间,在当下已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活主张。比如,关于育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独睡。房地产商最喜欢这样的叙事,他们会开发各种改善的户型。而在今天的大城市,一个人居住也越来越流行。

于是,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老了,随着亲人离世,他的房间越来越大。他只能求助于科技进步,找机器人来照顾他?但是,纯粹“无接触”的环境,真的能让人感到幸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发达国家,“独自老去”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如何让独居老人得到照料,则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伊丽莎白·冯·塔登在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来自手指的接触和抚摸,对人的健康相当重要。科学家证明,儿童离开声音可以长大(会是聋哑人),离开视觉也可以长大(盲人),但是如果没有“触觉”,人根本无法发育,会很快死亡。人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得到抚慰,而出生后最重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抚摸”,这不但给人最初的安全感,而且给人能量。

或许我们的方向错了: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信任和爱,而不是距离感。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悖论。人与人的接触会带来危险,酷刑、暴力乃至性骚扰,对人都是极大的伤害,于是我们相信“距离”是安全的保证。在通往现代的途中,我们围绕“距离”创造了复杂的社会和法律系统,来获得安全感。

我们确实部分得到了“安全”,但同时也得到了赠品,那就是“孤独”。我们的人生智慧,就是在“安全”和“孤独”中间不断评估,作出取舍。到了老年,人类迎来最孤独的时刻,却发现同时失去了安全,因为身体的衰老让人处于危险之中。最出色的照顾,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但是所有国家都在丢弃这一点,而且把这当成是“落后”。

真正的出路在何方?伊丽莎白·冯·塔登给出的答案是向婴儿学习:信任他人,拥抱“他者”,尽量和“他者”产生共鸣。

这当然有点乌托邦,因为人类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童年。“他者”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有时候是暴力侵害。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他者”,我们终究无法确立自我。我们必须一边“疼痛”,一边尝试去信任。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最新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处理的也是同一个问题。他注意到,现代人的一个趋势是逃离痛苦。“现代”之前是暴力社会,统治建立在暴力上;到了现代,则是一种“规训社会”,统治者放弃肉体威胁,转而精神控制;而到了所谓“后现代”,则是一种“妥协社会”:权力让你感到快乐,并且以为被统治就是自由——想想吧,我们是多么开心地把自己交给了手机。

韩炳哲认为,“逃离痛苦”会催生出一种麻木,最终让人失去“人性”。这和伊丽莎白·冯·塔登的看法是一致的。疼痛让我们得以确信自己仍然活着。我最近就有真切的体会:有一阵子,我放弃了跑步,因为每次尝试跑步都会发现身体有各种疼痛。等我读完这两本书,尝试换一种方法对待疼痛,努力去寻找、感受和拥抱疼痛,于是我重新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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