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米兰·昆德拉逝世,在众多的悼念中,我想起了他的经典之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带着好奇心,我重温了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当然有收获,但毕竟是数十年前的旧作,已不足以解当代人之渴。于是我又读了三本新书:格非主编《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张秋子《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和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通过对小说价值和文学意义的追索,我得到了新的启示。


(资料图)

当小说面临困境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对塞万提斯推崇备至,《小说的艺术》开篇,他就将塞万提斯和笛卡尔并列为现代思想(不止于小说)的奠基人。

昆德拉的意思是,笛卡尔把人上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拉开了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帷幕。然而,现代性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人被各种力量(科技的、政治的、历史的)俘获,甚至沦为这些力量的掌中物,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被隐去和遗忘。这无疑是种悖论。

所幸,我们还有塞万提斯开创的小说传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身处的是一个可自由进入、随时退出的开放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相对性和暧昧性,人物灵魂无限延展,文本意蕴丰富多元。其本质,是对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试图用单向度标尺驾驭人类的工业社会的抗拒。

小说兴起的秘密就在于此——它为被网格化管理的现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出口。从塞万提斯到狄德罗,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从卡夫卡到穆齐尔,伟大的小说家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通过对复杂性的揭示与把握,小说家拂去被唯一真理遮蔽的人性,为读者照亮人的存在。

“昆德拉之问”和他本人的回答均发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历经岁月考验,至今光芒闪耀。但应该认识到,相同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小说家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一点,将《小说的现状与未来》与《小说的艺术》对照,会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本由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主编,汇聚12位青年作家文章的结集,同样将现代小说的源头追溯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随即指出,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种困境是全方位的。如果说昆德拉的对手是排他性的唯一真理,那么今天,小说家既要与之对抗,还要面对消费主义狂潮。消费主义不像唯一真理那般强硬,它是通过大众传媒(以前是影视剧、流行读物,现在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轻柔地渗透生活,完成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殖民。

消费主义对小说构成的最大挑战,是无限放大个体经验。现代小说非常倚重个体经验,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叙事(如神话、民间传说、历史演义)的主要特征。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都以独特的个体经验为读者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所谓“照亮人的存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然而在人人能发微博、晒朋友圈、拍短视频的当下,个体经验迅速贬值。如今,除了依托恢弘想象力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三体》等优秀作品,我们已经很难从一般的小说里获得新鲜感。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本身的碎片化、虚拟化和同质化,也让小说创作流于悬浮:当生活中的大部分对话发生在微信上时,海明威的“对话式小说”该如何落地呢?

凡此种种,使小说家更不容易回答“昆德拉之问”:人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呢?或者切换成《小说的现状与未来》的主题:如何认识并面对小说的危机或困境?这是每一位严肃的小说创作者都要直面的“大哉问”。就此,张楚、糖匪、王威廉、双雪涛等12位年轻作家,展开了极富启示性的讨论。

当读者急剧流失

科幻作家糖匪认为,当今小说的问题并非主题素材枯竭,而是感受力缺失。飞速旋转的现实让创作者感到难以把握,遑论拟构成小说世界。因此他呼吁创作者扩张强化感受力,不仅要看到“杀马特”的夸张,更要看到流水线生产对个体生命造成的创伤。这与王威廉的“恢复对于人类和自然万物的整体性感受能力”相呼应。双雪涛透过资本的快速流转与媒体的泛滥,发现了小说的新土壤——揭示人的孤独处境,揭示社会变迁中真相的流动性与多元性。有趣的是,这正是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给我的印象。

以上都是创作者从自身出发,探讨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张楚则意识到了读者存在的问题——由于许多读者在学生阶段没有受过完整的文学教育和美学教育,导致阅读品位和鉴赏能力匮乏,无从抵御形形色色的消费主义。哪怕阅读小说,也沉迷于网络爽文,而与严肃阅读绝缘。

我以为张楚触及了现代小说的根本性危机:读者急剧萎缩。而这,与文学教育的缺失关系甚深。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和古典小说相比,现代小说更难懂。这本是不应该的。现代小说书写现代人的处境,理应与现代人血肉相连,倒是古典小说,与现代生活隔着鸿沟。可为何阅读体验是反着的呢?或许是因为我国古典小说脱胎于评书,叙事手法和情感表达内在于日常经验,读者可“无脑”接受;现代小说则深入日常经验的内部,其表述往往是反直观的,读者要调动反思意识和知识储备才能领会其妙处。

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小说具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它需要高水准的专业读者。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小说的全盛期恰好与19世纪后期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步——后者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懂得欣赏现代小说。无独有偶,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只可惜,我们的文学教育始终未能跟上。时至今日,总结中心思想、归纳段落大意仍是主流。这种用“唯一真理”图解文学作品的做法,封闭了文本的开放性,和现代小说的价值取向相悖。既然背道而驰,又何以靠近?更不要说接受和共鸣了。读者大规模流失也就不足为奇。

好在有人认识到了症结所在,并着手做培育读者的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有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设的小说课,她已将讲稿汇集为《心灵世界》《小说六讲》等书,惠泽读者。毕飞宇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讲稿《小说课》也结集出版,并广受好评。还有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格非,其《文明的边界》一书,精读穆齐尔等人的作品,细致而深刻。

不过,上面三位“内行人”均在重点高校任教,相形之下,张秋子和杨宁这两位“双非”院校教师的实践就更显难能可贵。

回到文本,回到理论

据《人物》杂志报道,2016年张秋子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第二年,她接了一门《20世纪西方文学》课。教案是现成的,从头讲一遍不难,但她决定抛开陈词,回归文本。从那时起,张秋子带领学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现代小说。这样进度很慢,每学期只能读完一两部长篇,但收获满满。

细读需要人最大限度地对文本保持耐心和细心,这也意味着,读者能够最大程度地深入文本,抵达所有暗角。这时候你将发现,无边的细节犹如缤纷落英,呈现出无限的色彩。

多年的课堂实践,让张秋子深感“双非”学生的文本细读能力并不逊色。进而言之,文本细读不应该卡在专业壁垒内而拒绝普通读者。她的《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如同一座桥梁,旨在将普通读者接引到经典文本的堂奥。此书所选皆为短篇,这是考虑到让普通读者上手就啃大部头,或许力有不逮。入选篇目风格多样,既有传统的《带小狗的女人》(契诃夫)、《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麦克劳德),也有无情节叙事的《幸福》(曼斯菲尔德),甚至公认不知所云的《密室》(罗伯·格里耶)。

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张秋子不会总结大道理或心灵鸡汤,更不会限定读者的思维。她鼓励读者在文本中自由翱翔,自由解读。就像书名所揭示的,每一个都是透过自己的“眼镜”阅读的,因此领略到的风景不一样——这决定了文本细读拒绝唯一真理。从这个角度说,张秋子回到了昆德拉的原点。

当你有了一定的积累,是时候翻开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了。此书堪称近些年最接地气的理论著作。这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杨宁是播放量过百万的“B站网红up主”,更因为本书居然全程无“学术黑话”。意识形态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一座座令人生畏的理论高山;卢卡奇、索绪尔、马舍雷、布鲁姆,一位位令人仰望的学术大师,杨宁皆能以清晰的逻辑、晓畅的语言,拆解得明明白白。

和张秋子一样,杨宁曾长期执教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亦为“双非”院校,他教的也是“二本学生”。但杨宁从未轻视,因为他相信文学是人学,向所有人敞开,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读者进入文本、理解文本。因此,理论学习不应该单调枯燥,更不应该成为学院派进行知识生产的闭环游戏。相反,它是鲜活的、富于洞察力的,能为庸常的人生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写法上,杨宁也打破了理论著作的惯常套路。他在后记里解释说:“文学理论应该摒弃传统教材式的体系性框架,改为以问题的方式引出相关的理论概念、命题和逻辑。而这些问题,应该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文学现象时想问但又不敢问,似乎已有定论但却时刻被质疑的问题。”

无独有偶,这也是文本细读的底层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张秋子和杨宁共同回应了昆德拉之问:当小说面临困境,当读者急剧流失,或许回到文本,回到理论,才是现代小说驶向未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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