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什么是“美”？人们日常话语中的“美”或商业广告中关于“美”的言说，是人们希冀得到的真正的“美”吗？

奥地利裔美国学者伯纳德·维根斯坦在她的新作《美妆的凝视》中指出，“美”也是一种“凝视”，指的是“注视我们自身和他人身体的这一行为凝聚的技术、期望和形塑策略等信息”。换言之，人们看待身体的模式是一种“凝视”，借由身体生成，且其生成一直在“生成中”。“凝视”是一种道德化，具体表现为人们身体结构上的一种“匮乏”或“需求”。叔本华说过，“人的面孔展示出的要比人的嘴巴说出的东西更多、更有趣，因为嘴巴说出的只是人的思想，而面孔展示出的则是思想的本质”。

《美妆的凝视》聚焦人的“面孔”，回溯了古希腊时代人们关于“美”的认识。在古希腊人看来，“美”与“善”联系紧密，“面孔”不仅是美与善之间联系程度的标志性表达，更是人的内在性格或情感状态与其外在表达之间的“平台”或“接口”。简言之，人的身体与灵魂之间有一种联结，一种内在联系，且已上升为一种符号学上的意义。

瑞士神学家拉瓦特尔的相面术著作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颇为盛行。拉瓦特尔认为，道德与外表之间有直接联系，美德体现在人的身体上，尤其是面孔。具体而言，一个长相英俊的人其道德必然高尚；反之亦然。拉瓦特尔的“相面术”非常直观，并借助绘画直接表达了对“美”的想象和道德的看法。拉瓦特尔对美与美德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实则是一种折中主义，经常根据其不可言喻的直觉，将经验观察与非“科学”的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然而，拉瓦特尔的这种观念却渗透到了欧洲的文化、文学、艺术、医药以及新兴的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直至19世纪，人们对相面术的兴趣还由于高尔顿颅相学的兴起而持续升温。

高尔顿的颅相学基础聚焦人的颅骨结构，将图像的构建过程外化到了摄影设备上。受达尔文观点的启发，高尔顿爵士认为一个人应该更多地将自己看作自由人，拥有塑造未来人类发展过程的权利。尽管高尔顿将拉瓦特尔关于善恶的概念以及这一概念与美丑的联系转换为达尔文式的一种描述进化的语言，但其观点仍与“相面”相关。毕竟，他也将身体视为人们潜在品质的表达之一。不过两者仍有不同，原因在于高尔顿优生学意义上的“身体”，不再凸显人的灵魂或性格，而是表明身体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深层遗传结构。

进入20世纪，人们对“美”的近乎疯狂的追求最终催生出一种病态美，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的艺术与艺术装置，构建的就是一种关于身体的“痉挛美”。正是基于这一点，维根斯坦将“痉挛美”与西方当下盛行的“医美”相联系，并以迈克尔·杰克逊的“漂白”、美国本土流行的网络游戏以及电视节目常见的美妆真人秀等为例，说明技术社会中人们在不断整形的过程中试图将心理“图景”转化为现实的“实在”。在她看来，无论是身体的痛苦还是心理上的调整，实际上都是人们将自我放置到世界中进行真实体验的过程，并借这一特定行为，赋予自我想赋予的一种存在的意义。而参加真人秀节目的选手，更是将身体转换成了符号展示给世界，试图被感知、被认可甚至被接受。可以说，当下人们对“美”的认识既不像拉瓦特尔时代那样依赖于真实的人类参照物，也不像高尔顿时代那样依赖于一组理想化了的人类身体的特征；相反，“美”已被资本牢牢控制，在媒体“娱乐至死”中被建构出的一种“真实”。资本对身体的“规训”，业已成为与“男性的凝视”并驾齐驱的暴力来源之一，借助科技的“包装”，伪装成大众话语下一种女性对自身的关怀、治愈甚至矫正，从而抹杀了“美”的真正涵义。

令人欣喜的是，就“美”的内涵而言，我们发现，随着身体价值的不断提升，有理性的公众开始回归自己的身体，能够正视“美”，不再盲目追求媒体宣传的“畸形美”所带来的视觉刺激，对“美”的内心追求成为公众新的目标。随着公众对“美”接受能力的逐步提高，社会的审美水平也步入了新的阶段，一定程度上必将解构传统话语对“美”的界定。同时，女性也开始注重提高社会地位，在“美”的新的内涵建构过程中上升为主导优势。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的逐步开放，女性已逐步走上社会政治和经济舞台。女性开始改造内心，注重提升素质，获得社会尊重的同时也在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她们不再以传统话语构建的“美”为标准，不再焦虑自身并不“理想”和“完美”的身材，而是意识到了“美”在社会中的偏差，能以新的方式建构“美”，从而解构社会话语对女性“美”的传统定义。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和接受，人们了解和认识“美”的平台更加广阔，可以欣赏和接受更加多维和多层次的美，“美”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指出：“作为最可爱的事物，美只向感官显现。”作为现代人，我们要认识到，美不能只从感官显现，不能只因视觉感而污染“美”的定义，我们要透过“美”去了解“美”，了解“美”在“凝视”中被“遮蔽”了的模样，从而发现真正的自由的不被束缚的美，这或许就是当下阅读《美妆的凝视》的意义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