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上海,这是作家蔡骏身上的两个标签。从2001年长篇悬疑小说《病毒》横空出世,此后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接连出版《猫眼》《荒村公寓》等小说,一度连续9年保持中国悬疑小说最高畅销纪录。

很多80后90后是“看着蔡骏的书长大的”,近些年,蔡骏似乎变了。他在2021年和2023年出版的《春夜》《一千万人的密室》,无论题材还是语言,都与此前作品截然不同,很多读者感觉,这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甚至有人怀疑他找代笔了。

出生于上海,生活于上海,蔡骏是一个正宗的上海人。从《春夜》开始,他用大量文学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地标相互交织,构建他自己的上海——一个不同于张爱玲、王安忆,或是金宇澄的上海。


(资料图片)

在蔡骏看来,上海是一个适合悬疑的地方,而生活是最大的悬疑。“对我来说,现在的每一次选择都面临着不可测。我并不知道走出舒适区的挑战最终会怎样,但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春夜》和《一千万人的密室》可以视为你的转型之作吗?

蔡骏:这两部作品本身在类型、风格、语言上都有蛮大的差别,但共同点是作品的文学性都会更强,并结合了一定的类型性。之前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往往是悬疑小说,其实我从2014年就又开始系统性地写纯文学的中短篇小说,一直到今天,不断地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

从类型小说到纯文学,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挑战明显地在我身上发酵。当然,悬疑小说我依然在写,比如2017年出版的《宛如昨日》《镇墓兽》系列等,只是从《春夜》开始,我有了一个对自己的集中的总结,不仅是文学的总结,某种程度上还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到《一千万人的密室》,我更想在类型小说和纯文学之间找到一条能够兼容并蓄的道路。

中青报·中青网:无论是最初的《病毒》还是不久前出版的《一千万人的密室》,你似乎喜欢在一个现实环境中讲一个虚构故事?

蔡骏:我喜欢那种亦真亦幻的故事,在现实与虚构间找一个平衡点。如果让我去写完全架空的奇幻故事,对我而言就太遥远了,没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我们的现实。

现实可以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真实的时间地点,以及我们经历过的所有集体记忆,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去把握一种真实的典型环境。现实主义,并不等于复制现实;如果完全描述现实,那不如去看报告文学、纪录片,这不是小说承担的职责。文学的真实是更抵达人的本性、人的一种经过提炼的状态。

回到悬疑小说,其实小说中绝大多数案件是不会在现实中出现的,现实案件一般没有那么复杂,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也比较简单。那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设计得那么“有创意”?因为那是一种文学的真实、更重要的真实,体现的是其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反映出来的人和社会的状态又是真实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第一部悬疑小说是2000年发表于“榕树下”网站的《病毒》,当时为什么想写一部悬疑小说?

蔡骏:写《病毒》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悬疑小说。当时国内没有类型小说的概念,更多的是在说“惊悚小说”“恐怖小说”“灵异小说”,以及传统的“推理小说”。这些概念现在依然存在,只是到了2004年、2005年左右,我非常有意识地想要以“悬疑”来概括以上那些小说类型,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悬念。

日本称之为“推理小说”,但日本推理小说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中国人所理解的“推理”二字,这个概念并不适合直接照搬。《一千万人的密室》中有本格推理的成分,这在我以前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对我是一种挑战。我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案件的几重翻转和诡计设计,是完全原创的,没有受真实案件或其他推理小说的影响。

我可能是一个感性和理性同样强大的人。一般来说,写小说通常是感性思维、形象思维,但写悬疑小说,同时要具备逻辑思维。特别是在案件设计中,一环扣一环,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小说的整体调整就会巨大。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密不透风,但也想让99%的读者信服。

中青报·中青网:写了20多年,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蔡骏:2000年开始创作《病毒》,是一个摸索的阶段;2005年开始逐渐成熟,如《荒村公寓》《地狱的第19层》《蝴蝶公墓》《天机》系列等;到2011年出版《谋杀似水年华》,就开始寻求变化,希望更贴近社会现实;2014年开始写《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重拾中短篇小说。

其实我最早在“榕树下”是写中短篇小说的,属于纯文学,只是《病毒》之后就不太写了,时隔十几年重拾,并不容易。但很幸运,小说在很多文学期刊发表了,还得了很多文学奖项,让我重拾信心,于是开始了双轨的写作——一边类型文学,一边纯文学,或者两者的结合。

2017年至2019年之间,《镇墓兽》系列是完全的类型小说,甚至有些接近于网络文学。但同时在比较接近的时间内,我又写《春夜》,然后接着写《一千万人的密室》和《谎言之子》。最近两年,我在写新的中短篇小说。

中青报·中青网:有一个观点认为类型文学不如纯文学,你会为了追求“更高级”的文学形式而转型吗?

蔡骏:转型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类型文学中也有一些非常顶级的,毫不逊色于纯文学,只是两者的评价标准不一样。我认为,文学最核心的东西——精神上、主题上那种宏大的想象力,是可以超越一切标准的。

我不觉得类型文学就“低人一等”,只是在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超出了类型。比如,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对社会的认知、我自己成长的经验……我最早在“榕树下”就是写纯文学的,从那时候起就积累了一些想法,“积压”了一些故事与创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不足以写出来,我在等待自己慢慢成熟。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你在《春夜》中对上海的描述非常细致。与王安忆、金宇澄、陈丹燕这些也被打上“上海作家”标记的前辈相比,你笔下的上海有什么特质?

蔡骏: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是我的上一代人,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经验。想要将其完美地用文学表达出来,可能需要在若干年之后。就像余华莫言最好的作品,写的并不是当下。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上海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窗口,这在我的作品中体现得还是挺多的。比如《春夜》中一段很重要的情节,主人公消失了,最后在巴黎被找到。如果说过去中国文学的人物归宿更多是向内“溯源”的,那么《春夜》是向外“扩张”的,不仅是时空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写的上海有着强烈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烙印,和一般印象中布尔乔亚式的上海很不一样。其实上海是一个比东北更老的“老工业区”,大部分上海人的家庭背景与工厂、国企有关联。上海也有工业题材,只是可能以前被张爱玲式的上海掩盖了。

中青报·中青网: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悬疑小说会有契合吗?

蔡骏:悬疑小说与推理小说,更容易出现在大城市,因为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明发展的剧烈变革,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悬疑小说的深层内核。

上海有很多老建筑,里面现在还住着人,有的还自带神秘传说,天然构成了悬疑的元素。比如《春夜》中的春申机械厂,前身是旧上海的资本家创办的,创办者还留下了一些神秘的东西……这些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

中青报·中青网:闭上眼,你脑海中浮现的上海是怎样的?

蔡骏:百万工人每天早上上班,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伍,是我对2000年以前的上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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