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上海，这是作家蔡骏身上的两个标签。从2001年长篇悬疑小说《病毒》横空出世，此后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接连出版《猫眼》《荒村公寓》等小说，一度连续9年保持中国悬疑小说最高畅销纪录。

很多80后90后是“看着蔡骏的书长大的”，近些年，蔡骏似乎变了。他在2021年和2023年出版的《春夜》《一千万人的密室》，无论题材还是语言，都与此前作品截然不同，很多读者感觉，这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甚至有人怀疑他找代笔了。

出生于上海，生活于上海，蔡骏是一个正宗的上海人。从《春夜》开始，他用大量文学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地标相互交织，构建他自己的上海——一个不同于张爱玲、王安忆，或是金宇澄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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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骏看来，上海是一个适合悬疑的地方，而生活是最大的悬疑。“对我来说，现在的每一次选择都面临着不可测。我并不知道走出舒适区的挑战最终会怎样，但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春夜》和《一千万人的密室》可以视为你的转型之作吗？

蔡骏：这两部作品本身在类型、风格、语言上都有蛮大的差别，但共同点是作品的文学性都会更强，并结合了一定的类型性。之前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往往是悬疑小说，其实我从2014年就又开始系统性地写纯文学的中短篇小说，一直到今天，不断地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

从类型小说到纯文学，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挑战明显地在我身上发酵。当然，悬疑小说我依然在写，比如2017年出版的《宛如昨日》《镇墓兽》系列等，只是从《春夜》开始，我有了一个对自己的集中的总结，不仅是文学的总结，某种程度上还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到《一千万人的密室》，我更想在类型小说和纯文学之间找到一条能够兼容并蓄的道路。

中青报·中青网：无论是最初的《病毒》还是不久前出版的《一千万人的密室》，你似乎喜欢在一个现实环境中讲一个虚构故事？

蔡骏：我喜欢那种亦真亦幻的故事，在现实与虚构间找一个平衡点。如果让我去写完全架空的奇幻故事，对我而言就太遥远了，没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我们的现实。

现实可以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真实的时间地点，以及我们经历过的所有集体记忆，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去把握一种真实的典型环境。现实主义，并不等于复制现实；如果完全描述现实，那不如去看报告文学、纪录片，这不是小说承担的职责。文学的真实是更抵达人的本性、人的一种经过提炼的状态。

回到悬疑小说，其实小说中绝大多数案件是不会在现实中出现的，现实案件一般没有那么复杂，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也比较简单。那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设计得那么“有创意”？因为那是一种文学的真实、更重要的真实，体现的是其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反映出来的人和社会的状态又是真实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第一部悬疑小说是2000年发表于“榕树下”网站的《病毒》，当时为什么想写一部悬疑小说？

蔡骏：写《病毒》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悬疑小说。当时国内没有类型小说的概念，更多的是在说“惊悚小说”“恐怖小说”“灵异小说”，以及传统的“推理小说”。这些概念现在依然存在，只是到了2004年、2005年左右，我非常有意识地想要以“悬疑”来概括以上那些小说类型，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悬念。

日本称之为“推理小说”，但日本推理小说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中国人所理解的“推理”二字，这个概念并不适合直接照搬。《一千万人的密室》中有本格推理的成分，这在我以前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对我是一种挑战。我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案件的几重翻转和诡计设计，是完全原创的，没有受真实案件或其他推理小说的影响。

我可能是一个感性和理性同样强大的人。一般来说，写小说通常是感性思维、形象思维，但写悬疑小说，同时要具备逻辑思维。特别是在案件设计中，一环扣一环，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小说的整体调整就会巨大。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密不透风，但也想让99%的读者信服。

中青报·中青网：写了20多年，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蔡骏：2000年开始创作《病毒》，是一个摸索的阶段；2005年开始逐渐成熟，如《荒村公寓》《地狱的第19层》《蝴蝶公墓》《天机》系列等；到2011年出版《谋杀似水年华》，就开始寻求变化，希望更贴近社会现实；2014年开始写《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重拾中短篇小说。

其实我最早在“榕树下”是写中短篇小说的，属于纯文学，只是《病毒》之后就不太写了，时隔十几年重拾，并不容易。但很幸运，小说在很多文学期刊发表了，还得了很多文学奖项，让我重拾信心，于是开始了双轨的写作——一边类型文学，一边纯文学，或者两者的结合。

2017年至2019年之间，《镇墓兽》系列是完全的类型小说，甚至有些接近于网络文学。但同时在比较接近的时间内，我又写《春夜》，然后接着写《一千万人的密室》和《谎言之子》。最近两年，我在写新的中短篇小说。

中青报·中青网：有一个观点认为类型文学不如纯文学，你会为了追求“更高级”的文学形式而转型吗？

蔡骏：转型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类型文学中也有一些非常顶级的，毫不逊色于纯文学，只是两者的评价标准不一样。我认为，文学最核心的东西——精神上、主题上那种宏大的想象力，是可以超越一切标准的。

我不觉得类型文学就“低人一等”，只是在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超出了类型。比如，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对社会的认知、我自己成长的经验……我最早在“榕树下”就是写纯文学的，从那时候起就积累了一些想法，“积压”了一些故事与创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不足以写出来，我在等待自己慢慢成熟。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你在《春夜》中对上海的描述非常细致。与王安忆、金宇澄、陈丹燕这些也被打上“上海作家”标记的前辈相比，你笔下的上海有什么特质？

蔡骏：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是我的上一代人，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经验。想要将其完美地用文学表达出来，可能需要在若干年之后。就像余华莫言最好的作品，写的并不是当下。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上海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窗口，这在我的作品中体现得还是挺多的。比如《春夜》中一段很重要的情节，主人公消失了，最后在巴黎被找到。如果说过去中国文学的人物归宿更多是向内“溯源”的，那么《春夜》是向外“扩张”的，不仅是时空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写的上海有着强烈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烙印，和一般印象中布尔乔亚式的上海很不一样。其实上海是一个比东北更老的“老工业区”，大部分上海人的家庭背景与工厂、国企有关联。上海也有工业题材，只是可能以前被张爱玲式的上海掩盖了。

中青报·中青网：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悬疑小说会有契合吗？

蔡骏：悬疑小说与推理小说，更容易出现在大城市，因为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明发展的剧烈变革，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悬疑小说的深层内核。

上海有很多老建筑，里面现在还住着人，有的还自带神秘传说，天然构成了悬疑的元素。比如《春夜》中的春申机械厂，前身是旧上海的资本家创办的，创办者还留下了一些神秘的东西……这些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

中青报·中青网：闭上眼，你脑海中浮现的上海是怎样的？

蔡骏：百万工人每天早上上班，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伍，是我对2000年以前的上海的印象。